新编《池州市志》对郡前池州现存馆藏文物的文化归属

和建郡史等的考订修正（节选）

李建军

新中国成立后偶尔发现和发掘的馆藏文物，如1995年12月出土的青阳县庙前镇十字村龙岗春秋墓。考古人员的报告判定二号墓为“春秋中期的吴越 墓”，其中出土的鼎“是典型的越式鼎”；而将一号墓判为“上限不早于春秋中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以定为春秋晚期为宜”的“受楚墓影响的吴越墓葬”，“墓主身份应为下大夫甚或大夫级”。其实，一号墓的葬制，木椁和独木棺等，与翌年8月在浙江省绍兴市出土的印山大墓更为接近。只不过此为大夫墓，绍兴印山为国王墓，规模有大小之分，另印山墓椁顶是屋尖式样，青阳龙岗墓的椁是平盖。又如2008年2月，青阳县新河镇挖鱼塘时发现重163.5千克，高85厘米的商代大铙，为国内现已发现的同种文物重量规制第二。铙是南方越文化的重要青铜乐器。省内考古专家就此并结合此前发掘的古墓分析指出，青阳在西周至春秋时聚居的是越族中的重要一支。

本志则认为，循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池州这一带并非仅有越族中的重要一支盘踞。别的姑且不论：仅《竹书纪年》记载的，越人在其国君的率领下，翻越过大别山到达中原之地。周穆王姬满大起九师伐越，在九江（以秦汉后来的九江郡称呼当时穆王及所率军队到达之地，起码在今长江和淮河之间）至于“纡”，至少应到达大别山北麓，也就是说是时，池州应是越君曾安扎过大本营的地方。他们被周穆王打回山区，越君退守，其大本营也应曾经驻扎池州。后来吴国向西南蚕食挤压越国，抢夺越国的青铜矿冶的时候，也应是越君亲自领兵反抗以捍卫领土和主权。大铜铙出土在原青阳县童埠乡大橑湾，正好在铜官山矿冶的西南边，今天是童埠圩内，当时应为青通河下游水网湖泊沼泽里。这毋宁标明当年吴越两国为争夺铜矿和冶炼场，曾在此进行你死我活的水战（本志军事志中对此做过明文提示），战斗的结果以越人失败溃退告终，因而把这国君才有使用权限的神器遗失在湖水下的泥淖之中。进而可以推论，西周中期到春秋前期，池州一带应是越君活动的主要重点地区。到后期，由于周朝廷讨伐于先，吴国又仗其为周朝近亲之势入侵于时（或于后），才率师退守（或曰为就近进攻吴国的心腹地带国都姑苏而驻扎）会稽。

地表尚存先秦人类聚居遗址

本志主编在石台县政府工作期间，就听到当地的老同志讲到当时的占大镇建国村有古人在高山修筑的却长期弃耕的“梯田”，到现在仍然基本完好。另外，兰关大宇坑（今属横渡镇）、七井山（今属七都镇）、小河镇的栗园村境内等地都有这种大块的高山梯田。问这种梯田可是产生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在山里屯军，答复是肯定比这早得多。

到正式到地方志部门工作，正式进入地情研究的领域后，本志主编经调查得知青阳县老百姓把这种“梯田”称作“周朝梯田”，并且有口碑流传：“周朝天下八百年，山上人头如雨点”。直至此时，本志主编仍然以为这高山层台是古代九华山区越人被封锁禁锢后，人口规模超饱和地过剩，不得不“向高山要粮”而开垦的种植水稻的梯田。在跟九华乡桥庵村民间学者赵恩语先生讨教后，“梯田”的认知被动摇。他说，他也留心过池州山中的这类遗址。据他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遗址不是梯田，因为一，层台上游没有充足的灌溉水源，插不了水稻，如果不插水稻则山中旱地不需要开挖得这么平整；二是这些所谓梯田都开挖在很瘠薄的麻沙石山地上，如果耕种也长不出茂盛的庄稼。他说：这是远古的驻军所为。那些军人，就是不打仗，也要找些体力活给他们干，那些砌在“梯田”坝埂上的石块，刚好是一个人能够端得起来，可以独力搬运的体积和重量。就是要通过这种劳作，使他们的体力始终得到锻炼，不然打起仗来他们扎不动枪，挥不动刀，拉不开弓箭。

2011年，本志主编为考察交流越文化拜访浙江绍兴市史志办，对方安排其社科联副主席、市社科院副院长张仲清先生与我交流。张先生慷慨赠我以其力作《越绝书校注》。谈起所谓梯田的事。他说：“这种梯田，我们这里山上也多的是。老百姓说是周朝是留下的，‘周朝天下八百年，山上外外飘青烟。\’”因此，我感到是不虚此行。这高山“梯田”，果然是传统越人聚居地的共有的文化遗址。 他还在《越绝书》校注里和这次交谈中，深为该书记吴地的篇章里记下的吴国城池和建筑物的形制都很具体，而且有遗址和考古成果可以印证，而记越地的篇章里，记载的越王城池和有关建筑物都没有具体形制，今天在绍兴周边也没有找到有关遗址而十分困惑不解。

改革开放后，季羡林主编、作为长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中载有张正明的专著《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中提到：楚国不屑于跟越人争夺山区土地，只求越地出产的青铜能够源源不断输送给楚国就行。因此整个春秋期间，楚越关系良好。因为楚人的主流文化仍是被华夏族认同的文化。

也是在本世纪10年代初，参加郭万清领衔、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社科院合作进行的安徽省城镇历史变迁课题，接触到省内考古界对全省多年来的人类聚落遗址考古发现总结性结论：省内史前时期人类聚落遗址南北不均，认为北方年代早，文化延续时间长；南方年代晚，文化延续时间短。其中淮北和沿淮地区距今8000－4000年的皆有，发展进程无缺环，且单个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层较厚；江淮地区6000年以上的遗址较少，大多数在距今6000－4500年左右，单个遗址的持续时间不太长，文化层稍厚，但各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缺环，具有一定的间歇性；皖南地区除个别遗址的年代可能早于6000年以前，绝大多数则在距今5000年前后，单个遗址延续时间普遍较短，文化层较薄，很多只有一个时期的堆积，分布最少，以沿江平原和新安江流域相对较多。沿江平原的一般分布在高墩之上，其他区域遗址的选就也是因地就势，多有不同，但总体上常在河边的一、二级阶地上。

这个结论，从反面引导本志主编的思考：难道安徽大地上8000年前后，江淮地区和皖南都没有人类聚居？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赵恩语《被我们忘却了的人类童年》一书中提到：中华民族在伏羲时代还生活在中亚大陆，他的逻辑推理前提是这个时代形成的我们民族的不朽的文化成果是太极八卦，其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北方对应的是水。今中国大陆北方无水，只有草原和沙漠。而中亚的北方是死海。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先民是随气候变化逐水草而居，逐步越过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进入今中国大陆的。循着赵先生推理的结果，进一步思索，在葱岭，摆在我们的祖先的面前，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沿北边的塔里木盆地再迁至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和黄淮海平原，久之在平原生活形成华夏族；一是沿南边的山地向前迁徙，越过川藏高原，一路上形成南方的羌、藏、巴、棘直至濮、越等民族。越族人认为大禹是其血缘祖先，而关于大禹的故乡，就有大禹出生在今四川汶川县这个羌族聚居地一说。《史记》禹本纪采信的也是这一说。由此，中华民族在一万年前，由于各个分支族群经历和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出山居文化和原居文化的巨大而鲜明的分野，直到两千年前左右仍然保持着这一分野。省内多年考古的总结结论，则是由于史学、考古学界迄今仍未认知融合成大汉族的众多原始族群，各自文化形态具有巨大差异，而全然以中原华夏族的聚落遗址为统一标本，对照鉴定古人类聚落遗址所致。因而他们在江淮之间和皖南发现的聚落遗址，是中原华夏原居文化圈的边缘，以及从中溢溅出来，渗入异质文化圈内的点滴部分。

实际上，在我国先秦时期，历经秦汉，迄于三国，南方山居族群的文化和中原华夏原居族群的文化差异很大。史称大江以南皆曰越。《越绝书》上记载：“夫越，性脆而愚，锐兵任死，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来若飘风，去则无从。”关于他们在山上居住，《越绝书》《吴越春秋》上也多有证据和信息透露 。语言上与中原各国交流要“待译而后通”，甚至“数译而后通” ，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主义氏族部落社会的分化期，生产力却片面发达，因南方多雨湿润而稻作农业技术先进；又因“山处”，金属矿苗多在山区暴露，故青铜等冶金技术领先；还因南方降水充足，植被繁茂，河流水系发达而善于水上航行。其聚落形式则迥然区别于华夏族：崇山峻岭对华夏人来说是十分神秘和敬畏的地方，以为只有神仙才能飞升到高山之上，他们是在平原上洪水难及的岗地上，几乎在一个平台上聚居，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浚濠筑城；而越人“山处”，高山虽然险恶，却已在多少代人与自然的斗争中征服，是最平常不过的家园。他们的聚落形式是山坡上开凿层台，再在层台上架设干栏式建筑。其建筑式样保存在地下出土的墓葬里。绍兴印山大墓，多数学者认作越王允常墓，其椁，即其生前宫殿的缩微作品；而青阳庙前十字村龙岗越墓的椁，则是越人氏族部落酋长（《春秋》、《史记》等古史所谓“越大夫”）的宫室缩微作品。 在池州市贵池、青阳、石台三县区的高深山区，以九华山山脉居多，也包括黄山余脉的牯牛降周边，同浙江绍兴市那边的山区一样，至今这层台聚落遗址普遍存在（另见下列层台及其台脚的照片）。由于层台之上的干栏式竹木建筑早已倾圮腐蚀无存，两地都误认作梯田，称之为“周朝梯田”。青阳有民谣说“周朝天下八百年，山上人头如雨点”；而绍兴民谣则说“周朝天下八百年，山上处处冒青烟”，两者比较，如果把“青烟”理解为炊烟，则后者更近乎史实。越王勾践北上中原称霸，在今山东省胶城市山上修筑的军营兼国都的琅琊层台遗址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误书为“馆台”，直以为象吴王安置西施和郑旦这两位美女的奢侈性建筑；同为东汉人的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里已被误记为“起观台”，是越王动用占领区民力修建，用来满足自己观东海望家乡的地面建筑物。“琅琊”原作“琅邪”，最早出现在《管子》、《孟子》等战国时代成书的文献里。“琅”字已见于汉代许慎编著的第一部汉字典《说文解字》中，在长期的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语言环境下，许慎及其后来的众多学者也没有解释出这个字的汉语本义。而“邪”字在古汉语中则是一个助声虚词。因此“琅邪”不妨如同《越绝书》中所载的“赤鸡稽繇”（一种类似于长矛的武器，华夏族人称“大铩”）、“须虑”（船）两个词一样，都可理解为越语音译词，其汉语本意是越王兼军队最高统帅所在的“大本营”。

浙江的有关学者对《越绝书》上记载的越地城垣、宫殿、楼台、馆舍建筑，无详细形制又不存对应遗址的问题，再也用不着引以为奇了。《越绝书》里还说是勾践让范蠡负责带兵民修城，还虚北面不塞，以示对吴国不设防。修城即为防敌，吴国固然在北面，那其他三方来的别的敌人难道就不知道迂回战术，非得从自己来的那个方向去撞城墙，而不知道迂回到北门去攻无障碍之地？因此这是讲不通的。实际上的情况是，先秦的越人在自己的国土也就是聚居的山区，从来没有修筑过城池。那些修筑在山坡上的层台，既是他们的聚落，又因为他们仍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期，全民皆兵，也是他们的军营，其功能作用，就是华夏族的城池。从池州山区现有遗址看来，一般都是在背风向阳的南坡上开凿，山脚下留有矢镞擂石可及的陡坡，以作迎敌缓冲地带。山顶也不开凿到顶。江南的山峰陡峭，一般山阴坡面更甚。山顶上只要扎立栅栏设守，就可挡住猛兽和外敌。越人被移民或同化后，山顶栅栏同样倾圮腐蚀，不留痕迹。所以这“虚北面不塞”，就是这层台的全貌不被后人清晰记忆，也没有一个格物致知的学者去认真考察研究再还原其模样，以讹传讹，讹而又讹，从而让史实折射为“万花筒”中的虚幻映像。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还写下一则神话：范蠡奉命修建那缺西北角的城后，“怪山自生者，琅玡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神话往往颠倒现实的本末，如果再颠倒这个神话的时序则是勾践先在会稽修成“怪山”这个琅邪，后去东武（今山东胶城市）又修一个琅邪。

从池州多处高深山区每一处连片“周朝梯田”的面积规模，可知当时越人每个部落的人口数量之多。今贵池区梅街镇源溪村有所谓“万石山”。“石”，读音和本义皆为“担”，是旧时的重量度衡单位，一石即十六两一斤的老秤一百斤，相当于今60千克，这里又引申为耕地面积单位，即一石稻种育秧栽插的水田面积，约六亩，“万石山”则指这座山上的“梯田”面积有六万亩以上。今人还能看到其层台整齐划一的规制，由此进而可知越人部落是军事集团化组织管理。越人还擅长制作锋利的兵器。其部落成员都英勇善战，不怕死怯敌。

从先秦到三国，池州甚至三天子鄣山亦即九华山、黄山、天目山的丛山里聚居着这么一个文化迥异于华夏汉族的山居族群，并且长期坚持武装割据，到三国孙吴政权成立时，总人口仍不少于50万（当时全中国总人口不到800万），是研究并且理解池州及其周边的历史地理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古史的专著和专家，很少有这个角度研究和陈述的论著和史话，专门的历史地理和人口迁移史专著中，也在汉代越人移民的迁移目的地上有重大错判。本志是重新研读《史记》《越绝书》《汉书》《吴越春秋》《三国志》和当代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葛剑雄等的中国移民史系列专著、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等典籍专著后重新作出的新结论。特别是山区的“周朝梯田”是越人聚落遗址，则是本志通过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探讨判定新的历史发现。

到本志出版前后，市内仍有部分地情推介者和历史文化爱好者坚持认为这“周朝梯田”是太平天国军队的作品。太平天国去现当代不远，其史册和本地志书对其过境部队、作战部队和驻军情况都有记载。过境部队或作战部队不可能屯田。驻军呢？最大的一支数韦志俊带的20000人，咸丰七年（1857年）进驻池州，九年即降清，主要驻扎在池州城里，岂能在池州各县区的深山老林里开凿出偌大面积的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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