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古代防疫日

早在史前，端午就有“避恶”之说，人们当天的主要任务就是采摘草药和服食一些抗疫食物。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月令《夏小正》有“此日蓄药，以除毒气”的记载。

先秦时期，阴阳家们一直向先民灌输农历五月五日为自然节令阴阳变动的关键之日，是“五毒”——蛇、虎、蜈蚣、蝎、蟾蜍横行之时，必须要“避”。《礼记》曰“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吕氏春秋》“仲夏记”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大戴礼》谓“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大名鼎鼎的孟尝君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其父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便阻止其妻生子。东汉应劭《风俗通》有佚文说：“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作者王充进一步补充：“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端午恶日说”，很有群众基础。于是，在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远古时代，“躲”或“避”开这个“恶日”，便成为人们过农历“重五”的普遍心态和首选。怎么“避”？唐宋史料笔记称，“汉重五日，以枭（猫头鹰）羹赐群臣”。至于汉代皇帝要赏赐猫头鹰羹给大臣，除了相信它可“避恶”，还因有“枭害母”之说。

达官贵人吃“枭羹”避“恶”，老百姓也没闲着，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林训”篇曰“鼓造（癞蛤蟆）辟兵，寿尽五月之望”。也就是说，癞蛤蟆能镇住最狰狞的死于战争的鬼魂，所以它到了五月望日（十五日）面临捉杀殆尽的命运。东晋炼丹士葛洪《抱朴子内篇》曰：“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颔有丹书八字，五月五日午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划地，即为流水。能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矢皆反还自向也。”葛洪不仅将捕杀癞蛤蟆的日期提前到端午（此俗在西北很多地方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就有“癞蛤蟆，拖不过五月五”老话），且将癞蛤蟆“避毒”功效吹得神乎其神。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云：“故汉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即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今以百索，又以彩丝结而成者，为百索纽，以作服者名五丝云。”这些“避恶”措施，尽管迷信十足，似乎也有“防疫”的影子。

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的笔记体专书——南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用近800字篇幅介绍荆楚大地端午风俗时，只字未提捕杀癞蛤蟆“避毒”往事，“避恶”之法虽延续汉代做法：“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但首提了端午“防病瘟”。直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宋代，随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传承下来的端午“避毒”旧俗逐渐被“卫生防疫”所取代。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一首端午佳作《六幺令·天中节》的“上片”，宛若一幅幅生动的端午民俗风景画扑面而来：“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童之臂、门之艾、菖蒲之剑、风筝漫舞、对酒当歌、龙舟竞发等，哪一个不是美轮美奂的图画？

与大诗人相比，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陈元靓《岁时广记》及周密《武林旧事》里的“端午民俗”虽不够浪漫，但都围绕“卫生防疫”和“强身健体”这个核心记叙，也通俗易懂，且明确交代中草药为“防疫”神器：南方人端午普遍插艾叶和菖蒲，食粽子、饮雄黄酒，用艾叶、菖蒲、蒜皮、花椒等熬成水，给孩子洗澡。还把艾草编成老虎形状，或用绸缎剪个老虎图像再贴上艾叶给孩子佩戴，这是最早的香包。西南、西北地区则流行用五色花线拧成绳绑缠在妇女儿童的手腕、脚腕及脖项上，以怯青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等五毒；给婴儿戴上怯五毒的肚兜，并用五毒药水洗澡，据说如此蛇虫就不敢近婴儿了……相比借中草药大兴“卫生防疫”，年轻人则通过“划龙舟”与“跑旱船”等强身健体。

古人过端午，从强调"避恶"变为主打“防疫”，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通过一种仪式、中草药和体育运动带来短暂的心理慰藉，更反映了古人的居安思危和科学防疫意识的增强，彰显文明的进步。

赵柒斤（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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