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只要一提到文化站,从一些人嘴里很自然地蹦出“清水衙门”“养老院”等词来。其实不然,“文化站”这个最基层的国家文化机构,由于其历史因素,加之过去国力有限,有段时间确实被边缘化了,但自2011年后,文化的春风拂过了神州大地,文化站亦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了。
我自1984年到文化站工作,一干就是36年。1982年,刚进文化部门,就在县文化局“打杂”,两年后,我谢绝了局领导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基层文化站工作。这年8月,我带着随身的行礼来到一个叫张溪的文化站。当时正赶上发大水,文化站处在老街的一个旧楼里,进老街还要撑船才得过去,特别是到了晚上更是冷清得吓人。站长家在乡下,他每天都要骑自行车早来晚归。好在文化站还有一些藏书和新订的报刊,日子也就慢慢打发过去了。转眼到了秋季,大水退了,老街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街面上一下子又热闹起来,开包子铺的,打炉饼炸油条的,打铁的,弹棉花的,还有开杂货铺子的,应有尽有。
考虑老街年年水患,我们通过与政府商议,在新街划了一块地皮,盖起了四间连体平房,文化站办公场地才有所改观。安居才能乐业,至此,站里有了一些活动室,慢慢聚集了一些人气,到文化站借书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每月出一期墙报,逢节庆,还联合团委、妇联、中小学等单位,举办文艺晚会,开展卡拉OK业余歌手比赛,还有灯会等。这一呆就是三年多,后来我又调到山区一个叫“官港”的文化站,据说,那个站还是全县的一面旗帜呢。站长是一位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在山区工作了三十多年了。在这里,我充分发挥一技之长,除日常管理图书室外,还要写文章、出期刊,每逢节庆都要组织一些文艺演出。那时还年轻,没有成家,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和年轻人一起“疯”。业余时间打打牌、喝喝酒、吹吹牛,还挺投缘的。在山区待了三年后,由于父母年纪日渐增大,需要照顾,我请调到故里东流。那时的东流文化站叫文化分馆,站房和活动场所虽然比前面两个站要宽敞一些,但毕竟也是老房子,瓦是小瓦,房是平房,一到大雨天,房间就遭殃,到处都漏雨,而天花板是用石灰浆糊上去的,潮湿久了,天花板就大块大块地往下掉,还要时刻提防着,生怕掉下来把人头给砸了。
几年后,我们基层文化站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东流站历经了两次乔迁站房的光辉历程。第一次,是在2005年春天,在我任站长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响应省委在全省开展“杜鹃花工程”号召,撤掉原先的老站房,通过职工集资和社会融资的办法,盖起了集办公、住宿于一体的四层文化综合楼,文化站办公条件才有所改善。第二次,是在2012年春夏交替季节,国家开展“民生工程”项目,文化站的春天真正地到来了。我站建起了面积近五百平方米的办公和活动场所,每年还有五万元“免开”经费,从此,文化站便成了人们眼里的“香饽饽”了。
在东流,自1989年秋季算起,我足足干了整30年,
我从职工干起,后任副站长,再到后来的站长,干一行爱一行,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要兢兢业业、脚踏实地、无怨无悔地坚持到底。刚开始,我工作特别卖力,管图书、放录像、出橱窗、写新闻、办笔会、搞演出、组建业余剧团到城乡演出等等。这其中也有一些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事情。其中两次业余歌手大奖赛,发现了和培养了一些乡土歌唱人才;两届广场舞比赛,搞活了城乡群众文化活动;三次的馆站联演,让基层文化馆站注入了干文化的活力;七届“血防杯”篮球赛,激发了年轻人爱好体育运动的热情;三届菊花节、五届菊花展,传承了古镇人对陶公历史文化的热衷;从编写《菊乡文艺》站报,到改版东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菊乡东流》的成功问世,所有这些皆凝聚了我们基层文化人的许多心血呀!
阳光总在风雨后。30年磨一剑,东流文化站不仅成了全县基层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且也赢得了党和国家诸多的荣誉。近年来,文化站一年一个新台阶,从2014年的“市十佳文化站”和2015年省评“书香之乡”,到2016年省厅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再到2018年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个人也于2017年当选为池州市人大代表。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彰显了我们基层文化人的坚韧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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