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侯书林兄拜年通常是在正月初五或初六我和余毛毛约好

给侯书林兄拜年通常是在正月初五或初六，我和余毛毛约好时间，然后在江滩公园碰头。余毛毛从江滩的西边慢慢晃来，叼着烟，双手插在口袋里。我也不大喜欢拎东西，但大过年的，双手空着，总是不大妥当，我便会在路边的小店买两个果篮或者一些小孩喜欢的零食，有时还会捎上几袋茶干。我们老家的这种茶干结结实实的，有着淡淡的甜味，佐酒好，喝茶也好。

到了侯兄家，他的小孙子要是不在家，我们就会把红包放在门口的鞋架上。侯兄一边倒水，一边调侃：“毛毛，你的这件衣服好看，对妇女们有杀伤力。”又掉过头来戏弄我：“强哥，新年又要上阶级了吧。”

“上阶级”这个词是郝健的表叔“发明”的。老人双目失明。某一年的春节边，郝健带我们去郊区看他的这位表叔，并让他给我们算命。老人把侯兄的生辰八字念叨一番之后，断言侯兄这只羊曾在本命年的时候“掉进了坑里”。侯兄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哈哈大笑。老人又给我算，说我将来会“上阶级”，我们都不大明白“上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老人也不明说，甲乙兄和侯兄便在旁边破解：“你会当官嘛。”

我与侯兄、余毛毛、郝健等人相识已有二十多年，都是甲乙兄牵的线。起初的那几年，我在池州工作，周末回到安庆时，常常会直奔饭店，和他们几个人，先喝酒，再去喝茶。喝茶的地方基本固定在江边的一家小茶馆。茶馆的门脸不大，又是开放式的，缺少私密性，因而少有人光顾，不过这倒更合我们的意。灯光昏暗，我们几个人喝着茶，放声地说笑，兴致高昂时，又会点上一些啤酒，常常喝到茶馆打烊。

我们也喜欢在各自的家里请客。遇到过年，我不回老家，余毛毛和他夫人一般是先在他的父母那吃年饭，然后又到岳母家吃一顿，最后一站到我家。他一进门，就会把一个红包往我女儿手里塞。我女儿笑眯眯的，扭捏地摆着手，余毛毛就把红包放在茶几上。他们夫妇坐下来喝茶，吃糖果、瓜子，然后看春晚，其间，余毛毛不停地嘀咕“老侯真是的……”，不停地给侯兄打电话，侯兄此时差不多都是在给其他人家的小孩子派红包，嘴上应着“马上来马上来”，但来的时候，基本上春晚都在唱“难忘今宵”了。他一进门，也会朝我女儿手上塞红包，还比余毛毛会多一句话：“魏然啊，新年学习进步，将来考上北大！”魏然还是笑，扭捏着摆手。

侯兄来了之后，我们开始喝酒。卤牛肉脯、猪耳朵、猪舌条等等，七八个菜，都是凉菜。我们三个人喝白酒，我老婆和余夫人以茶代酒，小魏同学坐在那看连环画或者看电视。我们慢慢地喝，东扯西拉。夜里三四点钟，等他们出了门，我女儿迅捷地把那两个红包收起来，放在她自己专门用来放钱的饼干盒里。她会用那些钱，去天桥下面的书店买书，到旁边的超市买饼干、巧克力。

我女儿上了大学后，侯兄的孙子侯轩出世了。侯轩三岁的时候，我和余毛毛开始去给侯兄拜年。说是给侯兄拜年，只是给侯轩一个红包。小屁孩对红包看也不看一眼，忙着骑他心爱的自行车，又把各种玩具拿出来，倒在地上，展示给我们看，再表演拉丁舞，小屁股扭动着，小手甩动着，小嘴里面还不停地蹦出“嘣恰恰嘣恰恰”。我们后来到饭店吃饭时，侯轩还会再来一段舞蹈。吃完饭，从饭店的楼上下来，侯轩在我们的身后大声嚷：“余毛毛，流氓，你把我家的酒喝光了。”

“流氓”这个词是我教侯轩专门用来称呼余毛毛的。侯轩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手拿着酒瓶子的人，脱口而出“流氓”，他妈妈百思不解，想来想去，想到那个人戴着眼镜，小家伙可能联想到了余毛毛。

侯轩小朋友现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郝健的那个表叔去世也有十年了。甲乙先生前些年去了北京，清明时节回来上坟时我们才得以见上一面。郝健则调到南京，周末偶尔回来，我们喝着酒，还像当年那样满嘴跑火车。侯书林、余毛毛还有我三个人有时聚得很密，有时几个月才喝一次酒。侯轩同学见到我们的时候，不再叫余毛毛流氓了，而是叫他“余爷爷”，叫我“魏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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