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好学东至周馥家族的喷涌效应

周馥（1837-1921），字玉山，安徽建德县（今东至县）人，是追随李鸿章三十余年的晚清名臣，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实际操盘人之一，建树之丰，无人能匹。

20世纪上半叶，周家以天津、上海为基地，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型实业家族。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个家族又以北京为中心，进而走向海外，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式的学术大家族，其杰出人物之众多，足以办出一所一流大学。“富不过三代”，周馥家族却打破了常规，延绵百余年而繁盛不衰。

周馥家族第二代杰出代表周学熙是大名鼎鼎的北方民族工业奠基人。第三代杰出代表周叔弢知名度最高，著名实业家、藏书大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周馥家族的第四代至第六代，在中国文化学术界人才辈出，大放异彩。真正实现了“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周馥与人文厚重“建德县”

建德县（今东至县），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万里长江安徽南岸之首，境内有枣林湾新石器文化遗址和被誉为安徽“周口店”的华龙洞旧石器遗址。该县先后沿用至德、建德、秋浦等县名，始建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太平寰宇记》云：“以年号为名”。建德：《方舆纪要》，五代杨吴顺义二年（922）“改至德为建德县”。其含义，据《建德县志》载：“益其地势物象与浙东相类也”，故名，仍属池州，历南唐不变。两宋时建德县属江南东路池州池阳郡。元初属江淮行省，元二十一年（1284）改属江浙行省，元二十三年属江浙省池州路，明和清初属池州府。清顺治二年（1645）属江南省，康熙十五年（1676）属安徽省。雍正元年（1723）隶两江总督，雍正十一年属安徽省宁池太道。

当时建德为山区小县，民风淳朴、崇文重教，文运亨通。已盛行尧舜文化、东流陶渊明田园文化。宋景佑年间，著名诗人梅尧臣任建德县令，尽自己的力量做了许多惠政于民的事情。后人把建德旧邑称为梅城，并在白象山半坡上建了一座梅公亭，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元吴师道在《梅公亭记》中赞颂道：“以仁厚、乐易、温恭、谨质称其人”。

建德县享有“尧舜之乡，道德之城”的美誉。由于地理，人文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徽州文化与皖江文化在山水兼得的山城发生碰撞、融合，因此文化风貌呈大皖南文化圈特征，发展到了精致和成熟阶段，以桐城派为代表的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双峰耸峙，安徽文化迎来了辉煌灿烂的顶峰，纸坑山周馥就是在此文化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独特人文环境为他提供了成长良好的土壤和耕读传家的内在基因。

身体力行勤俭持家

周馥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幼时祖父、父亲为重振家风，对他寄予以厚望，认为富贵当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亲自教授周馥写字、练字，说字既关“品性”，又关“福泽”，因此不惜钱财、搜集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等诸家碑帖，让其一练数年。周馥8岁进私塾，家中送其到距家20多华里的四角尖山中的明王禅寺古学堂启蒙。拜僧人妙法为师，此人乃清末翰林，文才武略过人，周馥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13岁时，周馥步行70里到元甲山学馆从师名儒王应兆（字介和）先生，由于他聪颖过人，勤学不倦，16岁已能吟诗作对并写得一笔刚劲、洒脱的好字，时凡乡村有请先生代作祭文书札等，父辈都嘱周馥代撰。咸丰末年，避战乱辗转到省城安庆。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组建淮军。周馥应募，即“招往办文案”。从此，他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达三十余年，深受倚重，成为淮系集团中颇有建树和影响的人物。

周馥十余岁时，祖父常教育他“人能吃苦，自然守分，自然励志向上，贫可致富，贱可致贵，然不可存一毫希冀心”。父亲告诫“人存心不忠厚，人处家不勤俭，终必覆堕。大凡忠厚人家未有不勤俭者。”周馥位居总督职位，按规矩，总督每天有一桌鱼翅席。周馥到任后，就给撤除了,出门办事只用一辆马车就去了。辅佐李鸿章三十多年任劳任怨，殚思极虑。勤于政务，精于政务；勤于军务，精于军务。

在作家周作人眼里，两江总督周馥穿着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他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不曾有过，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

周馥的妻子吴太夫人，过70岁生日，当时周馥已是山东巡抚，他没有搞庆祝。过去有一种礼物是用一幅绸子，上贴字写“寿比南山”等祝寿吉语，上面有谁谁，下面说谁谁送。周馥只是把这个字留下，把绸子退还，不收礼。家里面的仆人每人给一碗寿面吃。碟子、碗都是搪瓷的，非常简陋。

家风严谨 厚德行远

周氏始祖为东周君鸠牧，传至三十四代世祖周访（646-719）在唐高宗李治时任中丞，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代唐称帝。为逃避武后乱政，由徽州婺源七都迁至安徽建德秧田畈。从六世祖繇、繁二公迁至纸坑山，由此，周氏家族在这里落户繁衍生息。传到周馥这一代，已是第三十八代。

周馥晚年隐退潜心撰写 《负喧闲语》以告诫警示周氏后人，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周馥家族注重平时的言传身教。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偿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全集34卷。在对子女垂教方面，写就示儿诗23首。他说：“我任司道日，遇有益于国于民之事，莫不勇往图之，未尝一日偷安。每当利害未明时，先为大府画策。 ”

1875年，周馥负责筹建北洋海军，三年后母亲病故，他不得不回籍守制。 1881年，守制期满，深知周馥干练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托人致意，希望周馥留在江苏。周馥答复道：“李相国待我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大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厉害？ ”信义为本的周馥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海防支应局，为北洋海军建设殚精竭虑。

世间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周家十分注重子女传统文化教育，《周礼》、四书、五经为必修课。周馥祖父从周馥四、五岁起就开始教《论语》“巧言令色”等章，《孟子》“舜浚井完廪”章。待五、六岁常以浅俗诗歌教导，如 “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不下数十首。

周馥为教戒诸孙，留下六万字治家宝训《负喧闲语》；留下《示海铭二儿》等诗篇。周学煕专事成立“师古堂刻书局”，亲定审书，精美刻书，以备家塾之用。所选书目，都是为人、为学的重要书目。其后人、著名实业家周叔弢也是为子女亲定课程表，购买适用书籍。

周馥“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他参加淮军后，即使随李鸿章同太平军作战期间，也未放弃读书。一次巡营，李鸿章行至周馥帐所，看到几案上“皆宋儒之书”，心独异之，以为周可任大事。周馥居官，以处事精细、谨慎著称。李鸿章评论他：“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非时人所及。 ”

周馥崇尚安详，为人处事从容自若，无论遇到什么事，或荣辱或成败，举止皆自然如常。周馥说：“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则有余年。”他“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无官时不“贪名躁进”，居官时不“妄为”，不“轻喜易怒”。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命周馥赴东北前敌“总理营务处”，有朋友告诉周馥：“此役必败无疑，尔往前敌何为？”周馥则说：“明知必败，而义不容辞也”。

周馥父亲周光德曾对他说：“富贵当以诗书培其脉，以勤俭植其基。”周氏子孙们自幼就受到朱子学说的熏陶，以朱子的诚、信、义、仁作为立身之本、立家之本。周馥与原配夫人吴氏，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周馥从戎在外时，吴氏无论多困难，都要督促大儿子周学海在身边认真学习，从小打下学业根基，到22岁，学海在家充任塾师，教弟弟周学铭、周学熙课读，管教很严，稍有懈怠，即以尺击掌。两个弟弟学习扎实，光绪十八年，长子周学海和次子周学铭为同榜进士，一直传为佳话。周氏家族有自家的助学基金，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钱来，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周馥虽一生经办洋务，为官清廉。周馥分家时，几房总共不过十余万银两。周馥唯一传诸子孙的，是他晚年专心撰写的家训《负喧闲语》，让自己的家族永远吹拂着良好的家风。

周馥为官低调，更谈不上骄横跋扈。周馥任海关道、盐运使等美差前后十几年，所谓显宦专绾财政，不妄取，薪俸所入多以施与。尤以兴学济族为务，屡捐巨款修文庙、建书院、立义庄，囊中所余无几，不以官肥家为霄壤，即在当时亦所罕见。后代诸如周学煕、周叔弢、周志俊等政坛政要，敬效前辈，廉介自持，低调从事，纷献义举，莫不如是。

中国历史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比比皆是，书香门第绵延数代的也屡见不鲜。权力、金钱的嬗递往往凭借无据，而德行、文化的传承才是历久弥新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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