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之人,喜欢回忆自己年轻时与妻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文革期间,我在东至县一家国营林场担任生产统计,从农村上来的新婚妻子,被领导安排在苗圃队上班。
有了家庭,便有了精神寄托。大我一岁的妻子,不需人开导,就晓得疼爱自己的男人。
上班,我们各自忙工作。下班回家,妻不是洗衣做饭,就是挑水种菜。
看到妻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不等妻是否同意,我就随手将妻的手中活儿接过来。哪知,从未做过家务事的我拿起棒槌,不是把衣服扣子槌掉了,就是把衣服槌破了。替妻煮饭,不是饭生,就是焦糊。妻在这时像大姐一般亲切地说起我来:"你呀,还是啃你的书去吧!"从那以后,妻索性不让我插手家务事。我呢,有了充足时间,便由着性子读书,或者拉拉二胡增添乐趣。
那时候我肩不挑、手不提,活得自然自在。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小家庭的温馨日子没有过多久,就被"红色风暴"划上了句号。
那是妻生下“千斤”后的半年,单位接到上级通知,农村上来的家属工一律被辞退。说这样做,是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时候,尽管我被领导信任,也尽管妻在场劳动表现极好,也照样难逃厄运。
分别那天,妻怀抱婴儿,含泪与我分别,回到贫困的老家农村。
一年后,难耐寂寞的我,过于牵挂妻和女儿,居然横下一心,辞去工作,回到妻的身边,令妻始料未及。
当时的农村,靠工分吃饭。回家没几天,我就急着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
谁知,第一天上工,我就遭到几个长舌根的社员讽刺挖苦。他们一个说,我是想老婆,出米箩进糠箩,自讨苦吃。另一个紧跟着说,我来上工是鸭子赶水凑热闹。接着队长分工,安排被人看作是照顾"半油篓子书生"的我做他人不愿做的活。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不说,晚上评工时,队长采纳几个权威社员的意见,给了我最低工分。我心里有些不服,就狠咳了几声。我的这一干咳,引起一个叫狗仔的社员不满,他瞪着眼睛对我说:“不会技术活,就只能得‘窝囊废\’的人的工,难道有意见不成?”
妻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好受。为使我不再遭人冷落,也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妻决定让我在家照应孩子,她到队里干活。
看到妻为我负重,吃苦耐劳,我被享受关照,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作为男人,我何尝不想为妻解忧排难。可是,我脚踩泥土却不会耕种,身有力气却发挥不出来。唉!这日子,这环境,还有今后的路,该如何支撑、行走?我不由仰天自问,也自感到活得无奈。
“知夫莫若妻”,我的苦闷情绪,被妻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她一边慰藉我的心灵忧伤,一边手把手地教我干农活。
就这样,在家乡的这块黑土地上,我的生活终于生根开花结果了,而且,那温馨的日子又回到我的家中。
人生是行走的风暴,我在其中匆匆跋涉。三十年来,每当想起妻在昔日为我最大限度的付出时,心里就充满着对妻的感激。正是这种感激,促使我伏案疾笔,写下这篇“悠悠岁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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