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耀眼的星星在夜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亮光,而后就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5月31日清晨,何波良在医院的六楼凝视天空良久,而后纵身一跃,飞走了。波良是诗人,诗人之死也许注定有些特别,他有足够的勇气蔑视死神,他拒绝死神淫威的折磨,自己结束了58岁的生命。次日,当我们匆匆赶到东至县殡仪馆时,波良在灵堂的墙上微笑着看一屋子的花圈和来往吊唁的人群,这是他的最后一首诗吗?
我和波良认识,是因为诗,屈指算来快30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诗潮风起云涌,文学爱好者鲜有不写诗的。我在原安庆地区文联组织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认识了当时已很有名的东至诗人何波良,从此便以诗的名义多有交往。那次的诗会是在怀宁开的,现在想来,在那激情澎湃的岁月,有多少欢乐与忧愁被写进了岁月的诗行,成为我们美好的记忆,也曾被我们一再提起,一再唏嘘感慨。一个夏天,我去东至拜访波良,波良喊来他东至的两位好友一起在他家门前喝酒,喝得兴起,便一起跳进屋旁的大河里游泳,真有点快意人生夫复何求的意思。后来波良当了文化局长,仍然写诗。我到九十年代后就很少写诗了,但与诗人波良的联系一直未曾中断过。
波良的追悼会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心绪不宁,往日的记忆潮水般涌来。近几年,我但凡去东至采访一定邀上波良陪同,也不管他有没有空、乐意不乐意,每次波良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我跑。2008年为《合肥晚报》写南溪古寨的专题,正是酷暑难当的夏天,明晃晃的太阳灼着大地,看一眼都为之胆怯。我在县旅游局给波良打了个电话,波良二话没说就赶过来陪我去了南溪古寨。去年11月11日,我去昭潭中学采访,又拖着波良一道去,波良二话没说就随我去了昭潭,那时候他身体已感不适,只是收敛着不敢喝酒,充满歉意地解释着。此后一周多,11月20日,我们在石台的秋浦渔村又见面了。我不知道,往后再去东至我还能不能一通电话把你打来,喝酒、聊天、懒得去睡觉。你怎能这样一走岂能了之?
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2005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波良的诗集《南方的太阳》,再一次翻阅着,读着这一行行诗句,仿佛波良在军窃窃耳语。波良毕业于安师大艺术系,当过县剧团团长,是有才情的诗人,歌唱得好,琴也拉得好。翻着波良的诗集,突然有几行诗让我触目惊心:“a小调的墓地很远又很近/c大调的大海很近又很远/疲倦的音符,跌坐在/琴弦上,戛然而止”。这首写于1982年的诗,透着一股宿命的气息,今天竟然让我不忍卒读。波良深爱着母亲、妻子和孩子,这爱让他成为优秀的诗人,这爱让他思考生命的本质。他说,“诗人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中没有确定的界线,它扩展于自然的全部领域和人的全部历史。”波良强调的是诗人的生命有别于世俗的生命,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似乎懂得了波良的意思:在空间上,波良虽身处东至一隅,其诗情可达宇内可通天地;在时间上,波良虽人生短促,其诗魂可畅游古今可永驻人间。波良面对病痛的折磨,再一次亮出了诗人的智慧与勇气,身患绝症的诗人不愿给母亲、妻子、孩子再增添哪怕一丁点的苦难,他果敢地结束了自己世俗的生命,诗人心中有大爱存焉。
波良在新浪开有博客,名叫“月下东篱”。我打开他的博客,一首写于今年2月14日的诗《走失的村庄》赫然在目:今夜的月亮眼睛红肿/今夜的月亮角膜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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