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亲驾飞机来上任 无法降落，只好又驾着飞机飞走了

九月，又是一年开学季，寂静的校园再次变得喧嚣。在过去不同的年代，“学校”和“开学”和今天的有什么区别？校园生活又同今天的孩子经历的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个人史记”，看看投稿读者们的精彩回忆。

我16岁被招进十四航校（现在的民航飞行学院前身），那时航校校部在新津县。我们被招的学员约有一千多名，大部分都是家住山区或边远县城的，都没近距离见过飞机。开学第一天，听说校长亲驾飞机来校上任，我们这些学员激动得像疯了一样涌向了飞机跑道，朝着飞机又是拍手，又是扔帽，把跑道堵得水泄不通，弄得空中的校长架着飞机盘旋了几圈都无法降落，只好又驾着飞机飞走了。

这时一位值班领导，气得大吼一声：“全体集合！”集合后，把大家狠狠地批了一顿，解散后还大喊：“每人给我写份检讨！”大家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检讨就检讨嘛，反正我们看到了飞机！

更无组织无纪律的是吃饭。那时我们一个班围着一个大圆桌吃，等大家都坐好了，值班领导大喊一声：“开动！”一个个都像个小老虎，几筷子就把好菜抢了个精光。

让我难忘的是大家抢捞菜汤中的豌豆尖。每当炊事员把大桶的汤抬出时，大家就蜂拥而上，拿起长勺捞。一次抢捞中，一位学员的大檐帽被碰进了汤桶里，他急忙捞起又戴在头上，汤水流了一脸，他还在捞。奇怪的是大家没有一个笑的，也不嫌赃，继续捞豌豆尖。

通过几次捞菜的实战，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结了拿长勺捞菜的八字顺口溜：靠边，沉底，轻拉，慢提。绝对能捞上一大勺豌豆尖。

2006年飞行学院成立50周年大庆，我和许多老同学相聚，说起上述趣事，大家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各个捧腹大笑。虽然各个都已奔不惑之年，仍笑得还像当年那样天真无邪。（蔡宝印）

我至今难忘，

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考试

我一生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名目繁冗的考试，唯有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至今仿佛仍在眼前。

1961年我在铁路中专上二年级，俄语课结业考试那天，监考的靳姓授课老师搬了一把椅子上讲台，翘着腿，一张《大众日报》遮住胸部以上。同学一看，这分明是靳老师“网开一面”的“高姿态”，即是说，他在“巧妙”地向大家“提供机会”，于是纷纷施展各种作弊手段，有的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课本放到桌面，无所顾忌地翻看。

快到交卷时间了，只见靳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有关”课桌旁，用粉笔在右上角画圆圈，一共画了十来个。众皆愕然，继而恍然大悟。

靳老师复又上台，向大家交底。原来，他预先在报纸上扎了几个小孔儿，下边无从发现，他却“两目了然”，掌握了真凭实据，当场给作弊者打了0分。

靳老师说：“我绝不是为难大家，更没有跟同学们作对的意思，假如我允许作弊，首先对不住的是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良心。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让我的学生学到真东西，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我保证给你们复习的时间和补考的机会，不及格再补，直到取得起码的‘及格\’成绩！”事后多数同学由衷地赞叹靳老师的监考绝招儿。

那些被判0分的，当时有人抱怨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但过后很理解靳老师的良苦用心。如今这件事虽说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众人却念念没忘。前些天我跟当年分配到各地的同学在电话里聊起来，都有同感，说：“那可真是个好老师！”（杜浙泉）

高中三年，

我是学校的拉煤工

1959年夏，我于成都第十五中学初中毕业，被学校保送直接升到高中部。我原本是想考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因为那时读中专国家是免费的。我家在农村，姊妹多，父母负担不起，可是已经上了高中，后悔也没办法了。

虽然学校给了我甲等助学金，每月伙食费7.5元不用自己交，但天天吃不饱饭的日子，实在难熬。也许是班主任同情我，为了让我能吃上一餐饱饭，就向学校总务主任推荐我帮学校拉煤。当时，我的个子在男同学中还算比较高的，有1.67米，又来自农村，吃苦能力肯定比城市的同学强。

那时，学校烧的煤需用板车去八里庄火车站拉回来。每次去拉，总务主任都是喊我和我的一位家乡同学一路，另一位就不常固定了。我们三人合拉一辆钢圈外缠有胶皮的板车，一人拉中杠兼掌控方向，其余两人拉边边。拉煤一般都选在星期六那天，早晨吃了早饭就去，要一两点钟才能拉得回来，板车上装有四个竹筐，装满了煤大概在千斤上下。

高中三年，几乎每个月就要为学校拉一次煤。我和我的同学十分愿意去，去一次就如同打了次牙祭，因为星期六中午学校食堂都是吃烩面块，炊事员会给我们三个拉煤的同学一人留一钵烩面，而且还比较干，吃了挨两三天，肚子都不会感觉那么饥饿。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调味品，高中三年饿饭的日子，虽然迄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是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王长绪）

我的同桌不削笔，

成天用看不见笔尖的铅笔写作业

我上小学的第一年是在父母单位大院不太远的民办小学，位于人民南路广场的鹅市巷。一年后，进入了当时的重点小学人民南路小学（现成师附小）。

我们那时流行军挎包，横挎在身上实在威风。妈妈拿出家里面唯一的军挎包给我，我背上，神情有些严肃，因为我知道自己长大一岁啦。随后爸爸拉着我的手，我俩走在大街上，新鲜感与对未来无知与恐惧都窜上心头。我有些怯怯地跟着他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个位于鹅市巷的四合院前。我的一年级小学也是四合院。一排教室，共三四间，都是一年级；教师办公室三间，另有一排大房间是原来的作坊，里面遗有做鞋的模型与工具，顽皮的同学在其中捉迷藏。另一排房间则用于堆杂物，有些体操用的吊环与床垫，我们曾在里面玩出不少花样，我尤其喜欢吊环。

进教室，我十分怕生，坐在了最后一排，我爸叹口气回去了。第二天再去，每人都拿到了新书。后来我被调到第三排，是长桌长条凳，大家坐在上面晃悠得紧。右手边坐着一个面白清秀的男孩，名叫董曼佳，名字像个女孩。

董曼佳人好看性情却奇葩。比如说，他从不用铅笔刀削铅笔，也不用刨笔刀，他根本就不削笔，成天用粗粗的铅笔写作业。有一次，语文老师实在生气，抓住他的笔要削，他发出杀猪般的叫声，但没抢过老师。这把他气昏了，老师一转身，他就狠狠地将削好的铅笔尖在桌面上折断，以后照常用看不见笔尖的铅笔写着粗粗的汉字。我太佩服了，那股子反叛劲儿。

其次，董曼佳爱画画，从不画别的，只画骷髅，一个头两根骨头交叉在下。在那时，电影上演的毒药瓶上就有这个图案。画得真好，我跟着学。可是，有一次，美术老师考试，在黑板上画了桌椅，让同学们照着画。我认真地画完，转脸一看，我们顽强的董曼佳又画了骷髅，还在旁边写上“毒药”两字，他就这样交给老师，老师也不含糊，立即在上面打了个红叉，画上一个零蛋！（袁亚娟）

经过两年4次自学统考，

我近乎玩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1990年11月，我决定参加次年4月四川省高教自考，选择了十分感兴趣的汉语言文学业。参加自考，完全没有职业方面的功利目的，拿个大专文凭不会改变什么，照样当工人修机床，纯粹出于喜好。

汉语专业科目共有10门，我先报考一科意欲试水。除了周末，平时白天在车间不方便看书，只有晚上辅导完女儿功课后，才能打开自学书本。妻子时不时笑称说：“我们家有文化，三个人就有两个学生，一个小学生，一个大学生。”还调侃我：“早先要有这么勤奋，不至于现在这么辛苦。”1991年4月，苦读了几个月，我的自考处子秀却演砸了。现代汉语只考了50多分，不及格，铩羽而归。这年7月，我跳槽到红光电子管厂，自考这档闲事被搁置一旁。

1993年10月，转行搞厂报采编，自考的欲望再次激活。这一次的动机就不只是爱好这么单一了，新岗位对语言文字的理论水平有一定要求；另外，工作上若有新的机遇，文凭是个基础硬件。新岗位的环境比车间宽松得多，白天做完本职工作，可以专心看自考书，领导支持，同事也不来无端打扰。回家还是老规矩，做点分内家务，盯完女儿的学习，开始雷打不动的夜学，每天至少两小时。

我计划在两年内把汉语大专自考拿下。10门学科，两年我考了4次，每次至少报考3门，最多的一次报考了5门。对我来说，学习是快乐的，痛点却在考前背题环节。毕竟三十七八岁了，记忆力不复青春年少。而书本上的知识点，大量的确需要死记硬背，无捷径可走。每次考前请假在家突击复习半个月，几乎不干别的，就是背题。背题背到头晕目眩、天昏地暗的混沌状态屡屡发生。

1995年10月，经过两年4次自学统考，我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因为年龄大、脑子笨，每一次都是近乎玩命的搏斗。10门学科，7科一次考过，有2科考了2次。自学考试的经历，与其说是求知圆梦的过程，不如说是战胜自我的过程。（李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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