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建元 宁当“逃兵” 也不打内战

蒲建元说：“要我打内战，我就不干。” 蒲建元每日坐在小院里悠闲地抽着叶子烟。

文/图 本报记者 丁有为

时光易逝，世事沧桑，弹指间的感叹只有经历沧桑的老人最有发言权。一个88岁的耄耋老人，一个从抗战前线下来的抗日老兵，在山沟里过着他那虽清苦亦自在的日子。

巴中山里娃   

被抓“壮丁”上前线

民国15年（1927）年，四川巴中大山里一户穷人家又添一子，待这个孩子长到16岁时，因为缺吃少穿营养不足，兄弟七个成为当地出名的“七个小矮人”。但即便都是“矮子”，还是没能逃脱“抓壮丁”的厄运。

民国32年（1943年），16岁的蒲建元在元宵的当晚被国民党部队用绳子捆了，然后跟其他被抓的村民一起往成都押送。农历二月初四，步行19天的蒲建元随其他壮丁抵达成都纱帽街，简单训练一个月之后，因其个子矮小，被送到东大街一个预备连。原本以为个子小就可以不去打仗的蒲建元正高兴，但一个月以后，还是被整编了，部队跑步一个夜晚赶到新津县，按照一个班一个帐篷住在野外。跟着，16岁的蒲建元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带着恐怖和惊奇，蒲建元跟其他壮丁被空运到昆明的巫家坝机场，集训半个月又被送到黑龙铺。两个月后，编入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的蒲建元被送到了保山战场。从此，蒲建元就陷入了血肉横飞和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牺牲，又一批批新的战友被送上战场，蒲建元从保山打到怒江，在战火中每天提心吊胆，也每天都在求菩萨保佑。或许因为“四川人个个儿小，子弹一直没有打到过我”，蒲建元一直在战场上打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国军”小战士  

宁当“逃兵”不打内战

“鬼子投降了”，蒲建元想着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开心极了，却在怒江最后一战（日本部队的好战分子不接受投降通告后的垂死挣扎）中被炮弹炸伤了头部和右手。没有来得及看到欢庆抗日胜利的蒲建元被送到泸水县治疗，昏睡20天之后才醒来。伤愈后的蒲建元转到保山病休半年彻底康复。侥幸自己留得小命的蒲建元再次想到可以回家，却在激动不到两天的时间被通知整装待发，准备出发到东北。“小日本不是投降了吗？怎么还要打？”蒲建元去问了一个当排长的老乡，老乡说“听说是跟共产党打。”“跟共产党打？自家兄弟还打什么？”蒲建元心里犯了嘀咕。“老子不去了！”进行了一天的激烈思想斗争，蒲建元打了一个简单的包袱趁天黑跑出了军营。

1946年夏天，时年19岁的蒲建元打扮成云南卖烟的小贩一直往东北方向走。为了避开同往东北方向的“国军”，蒲建元只能走小路。根据曾经的作战经验，他在大型车辆经过后的三天才敢走上大道。

两个月之后，蒲建元到了云南楚雄，但已经身无分文，蒲建元又一路乞讨继续前行。又一个月之后，蒲建元饿晕倒在会理县外北，一个好心的山民将蒲建元救回家中。蒲建元醒来听当地人说“成都那边也在打仗”，走投无路的他便在山民的介绍下给一家地主打工。地主还算“仁慈”：管吃管住，一年两双布鞋，一套麻布衣服，但不开工钱。

入赘改名难逃追责  

历经磨难终见云开

1947年初，民国西康省政府会理县接到“国军”部队协查通告，找到蒲建元通过审查为“国军逃兵”，但因为时局混乱动荡，民国政府也没来得及“收拾”蒲建元。为了保住性命，蒲建元被好心人介绍到一家当地孙姓人家入赘当女婿，但按照地方族规要放弃原名，改名为“孙正顺”。这样，躲避了国军的追责，从此，孙正顺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蒲建元的身份证上。

1950年3月会理解放，因为孙正顺会带兵打仗，到1951年孙正顺加入会理“51农协会”当武装队长，白天干活，晚上扛枪。

不久，孙正顺面临着当时全国的一个土地改革，由于其老丈人家是“土豪”，孙正顺的阶级成分被划为富农，因此取消了扛枪当队长的资格。土地很快合作化，孙正顺白天依然干活，但因为是富农成分，所得工分被砍一半。

1954年，孙正顺被定为“国民党特务”，白天干活，晚上被当皮球踢。

为了彻查孙正顺的真实身份，时政审工作组组织安排会东县侯长富检察官对孙正顺进行审查。当西康改为四川后，孙正顺一直在接受审查中。侯长富到了会理，首先就孙正顺的成分问题问孙正顺是否伏法，孙正顺答曰“伏法不服罪”。正直的侯长富通过其它材料已经晓得孙正顺只是国民党逃兵，便叫孙正顺写信到老家开一个证明，证明自己不是富农。半个月后，一份来自四川巴中的证明材料邮寄到了工作组手中，证明蒲建元是中农，审查方告结束。

工作组撤走了，但地方上并不放过孙正顺，孙正顺随时都得接受阶级批斗。期间，蒲建元的大儿子和二女儿差点被饿死。为了划清界限，蒲建元让四个子女不姓孙，改姓蒲。蒲建元自己吃观音土（白泥巴）、包谷核、杉老根（树皮）才挺过了人生中最苦最难的日子。

1980年，53岁的蒲建元终于被摘掉了“特务”帽子，并随着嫁往攀枝花米易县的大女儿把户口迁往米易。

1991年，阔别故乡48年的蒲建元回到巴中市巴州区梁永镇双狮村（原巴中县梁永乡），但老家的变化和长期在外的生活习惯让蒲建元已经适应不了故乡的水土。一个月后，蒲建元在胞弟和侄儿的护送下又回到米易。

2000年，蒲建元因为日夜思念会理的老伴，又离开了米易的大女儿，回到会理的大儿子蒲桂生身边。2006年，老伴过世，蒲建元就跟体弱多病的蒲桂生相依为命。

2014年冬，蒲建元不小心摔断了胳膊。

生活清苦仍乐观  

看淡人生真满足

2015年7月23日午后，记者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电话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会理外北乡兴荣村蒲建元的家。气温在25℃，蒲建元老人穿了五件厚衣服，嘴里叼着烟斗，正坐在院坝里裹叶子烟，院子收拾得很干净。

蒲桂生告诉记者，现在的房子是自己的女儿女婿打工攒钱修建的，家里现在只有五六分地。老父亲本来身体还不错，前两年一天还能喝一斤多。如今老父亲摔了手，治疗需要用钱，一家人本就拮据的生活如今更是捉襟见肘，就难得有钱给老父亲买酒买肉了。

听到儿子的诉说，蒲建元接口道：“其实能不能有肉吃都不要紧，能跟家人在一起就好。”“这做人呀，要知足。当年自己哪有田地？现在国家给你土地不说，还不收农业税。比起解放前，现在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哦！”蒲建元乐观地告诉记者，自己烟瘾大，西昌的外孙女就给他买了一大捆毛烟，现在摔着的手基本能活动了，又可以自己卷烟了。

问及将来的归宿，蒲建元老人笑得很大声：“老家在巴中，户口又在米易，现在人又住在会理。管得他们将来把我埋在哪里。反正人都死了，我自己也不晓得。”说到抗战，蒲建元笑着说，最开始自己也没有什么觉悟，上了战场才晓得打日本鬼子是为了把侵犯我们国家的敌人赶出去，是必须的，“开始肯定怕死，不过心里还是想把鬼子都打跑！”“但后来鬼子打跑了，投降了，却要我们去打内战，打自己人，老子宁愿当‘逃兵\’，也肯定不干这种没有原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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