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300元一亩没人要,现在800元一亩抢着租——
这里的土地为何“暴发式”增值
上个月底,新津县文井乡大明村村民谢国钧从银行“抱出”40余万元,将2015年度的土地流转租金一次性付清。2014年9月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上显示,谢国钧共流转本村土地500余亩,每亩的流转费用为800元。
对谢国钧来说,这40多万付得并不轻松:一年前,同样大小的土地,他需要支付的流转费仅仅一半不到。时间再往前倒退两三年,那时,村里的大量土地,300元一亩也无人问津。
短短一年时间,这里的土地为何“暴发式”增值?
□本报记者 张彧希
区位不好
土地低价仍“愁嫁”
结合拆院并院项目,2009年开始,大明村7组、9组、10组陆续进行整组搬迁,一起搬走的还有其他几个组的部分村民。由于集中居住点距离耕地较远,加上部分村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村民都说,不回来种地了——从县城回村里一趟,开车都要20分钟。
不种地的村民,有的把地送给别人种,有的象征性收取100元/亩的“租金”,有的干脆就让地荒着。大明村村总支书记敖华君算了算,到2011年,村里至少有600多亩土地无人耕种。
当时,周边镇乡的土地流转正搞得红火,好的地方,土地流转价格已达千元以上。也有村民眼红:“为啥不把我们的地也流转出去?”
但大明村的情况有些“先天不足”。由于地处偏远,三年前,大明村周边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村里的“主干道”不足3米宽,大型农机根本开不进来。村干部曾三番五次找到附近一家种业公司为土地“谈婚论嫁”,对方都以“区位太差”为由,不肯“接招”。
那时,村里对外开出的价钱是每亩地每年流转费用300元。可那家种业公司宁可花900元/亩流转公路边的土地,也对300元/亩的地不屑一顾。
土地流转不动,村民手里的“小本本”更像一张“空头支票”。村民谢根全家有3.6亩地,由于家人身有残疾,全家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
新路入村
催生村民致富希望
2011年,时任村长的敖华君想发动村民自己做“大户”,但习惯了守着自己的几亩地过日子,村民们不敢一下子“拿下”上百亩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实在不行,咱们自己来探探路。”敖华君拉着村里的会计王云华合伙,流转了村里的200多亩土地种水稻。由于心里没底,双方小心翼翼地将流转价格定在了400元/亩,敖华君和王云华各出了3万多元。没想到,一年下来,每人分得利润1万元。
这次尝试,点燃了部分大胆村民的热情,从2012年开始,陆续有人开始在村里流转土地。但彼时,土地仍然“喊”不起价,价格也有些混乱:有100元/亩的,有600元/亩的,甚至有白送的。“区位劣势没变啊。”
2014年初,双向六车道的新沙连接线动工,规划路线从村边通过;同时,村里筹资40万元扩建的村道也已完工,崭新的5米宽沥青路,触动了村民们沉睡的致富梦。村里的致富希望,一下变得敞亮起来。
去年5月,有村民提出了土地租价上涨的要求。敖华君也觉得,时机到了。去年8月,一年租约即将到期。敖华君召集几个承包了土地的村民开吹风会,核心议题是:涨价。
自食“螃蟹”
租价也要开放竞争
按照敖华君的思路,流转价格要涨到800元/亩,“让村民们多得实惠。”
一开始,大家非常抵触:按800元每亩租地,其中的差价少则200元,多则700元。但敖华君当着大伙拍胸脯:谁要是出不起这个价,我就以这个价格把所有土地流转下来。
去年9月30日,新一轮土地流转合同顺利签下来。村里1500亩土地流转价格统一调整为800元/亩,流转期限为5年。这一次,又有不少村民加入了流转土地的行列。
一下子提价那么多,王云华有些担心:“每亩地一年的成本一下子提高到1600元左右,要是种得好,利润才勉强能到一两百元。种得不好咋办?”敖华君却胸有成竹:“可以再搞个大米精加工,100斤谷子至少要多赚30元。”
不过,这次涨价,还不是敖华君的最终目的。
随着新沙连接线2015年通车的消息扩散开,好几家农业公司主动“找上门来”。敖华君说,“他们开的价格都是800元/亩左右,我们一合计,还不如流转给自己人。”他对外放了话:外来资金要进来,每亩地价格至少在1000元以上。
在王云华他们签订的流转合同上,也加上了一个“苛刻”的条款:5年流转期间,如果有业主以更高价格介入,将无条件转租给新来的业主。“当然,同等价格下,本村人享有优先权。”
产业不上规模如何有效益?
生态致富路从种养循环模式开始
1月7日下午,梓潼县宝石乡天生村。看天气不错,60岁的杨万胜打开圈舍的大门,一股混合消毒液的味道随风飘出。两周前,他刚刚卖出80多头猪,但因为猪价走低,一头只赚了100多元,这让老杨有点不满意。“好在饲料多数都是自己产的,也没雇人,还是有赚头。”为此,老杨准备再购入100头仔猪,“再通两天风,就将仔猪迁进来。”
尽管猪价走低,宝石乡小养殖户并没有亏钱。宝石乡党委书记董林国很庆幸选对了路:2014年起,宝石乡放弃“引进规模养殖企业”的想法,转而优化传统的种养循环模式。全乡有2000多户养殖户,却没有一家规模养殖场。“不能小瞧分散的种养循环模式,走绿色生态路子,利润不比规模养殖少,抗风险能力还更高。”董林国说。
□本报记者 祖明远
“肉菜”并举
提高抗风险能力
老杨记得,1990年后,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猪。养猪,成为种地之外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猪的粪便作为农家肥还田,这就是最初的种养循环。”宝石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罗洪成说。
2000年以后,因为大量人口外出务工,老杨就流转了不少土地,种上了23亩玉米和8亩蔬菜。拿玉米作为青饲料,可以满足50头猪的食用,而养猪的粪便经过简单处理后,可以给蔬菜施肥。“这个比例刚刚好,地少了,饲料就少,猪的数量就少,总利润就上不来。”老杨说。
不光是老杨。这种“适度规模经营”的做法,得到了众多养殖户的认可。现有的2000多户养殖户中,如老杨规模的就约占三分之一。
“这些养殖户大多数都是以家庭为单位,50-150头猪,20-30亩地,两三个劳动力刚刚可以忙得过来。”罗洪成解释说,玉米被当地人称为“懒庄稼”,配合小型的粉碎机等设备,需要的劳动力较少。而且自供饲料不仅降低养殖成本,还多了蔬菜这个出路,即使在猪价走低的时候,养殖户也能赚到钱。
引入“有机”
增加赚钱渠道
2013年起,一些返乡的年轻人也投身养殖业,这些“走过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将“有机”的思路引入了种养循环模式。
在老杨隔壁村,曾勇和蒋敏夫妻成立了俊豪家庭农场,规模与老杨的相当,但利润却高出十几倍。“我们搞的是有机种植和生态养殖。”蒋敏说。
原来,曾勇和蒋敏发现:在种玉米和蔬菜的过程中,除了有机肥,老杨们还会使用化肥和农药,养殖过程中也会掺入合成饲料,这就大幅降低了产品的附加值。为此,他们坚持不使用化肥、农药和饲料,自家产生的有机肥不够,就花钱购买有机肥;养殖过程也进行视频直播,供客户随时监督。根据蒋敏的经验,打上有机生态的标签,产品价格至少可以翻2-10倍。
除了“有机”的做法,蒋敏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在农场的一个仓库内,蒋敏揭开挡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酸味——再过几天,玉米将完成发酵,进而酿造成酒。为了提高种养循环的利用效率,蒋敏花9万元购置了酿酒设备。经过一番处理,玉米变为等重的酒糟,经过了杀菌提热,营养价值更高,能够增强禽畜的抵抗力,而且还能多一份卖酒的收入。“玉米是有机的,玉米酒的售价是普通酒的十几倍。整个种养循环过程,处处都是商机。”蒋敏颇为自豪。
推广新模式
还需再过两关
在参观了俊豪家庭农场后,老杨也准备启动他的生态养殖,初步决定从吃饲料较少的“跑山鸡”开始。为此,他特意在菜地附近圈了一块地,便于就近将有机肥还田。
但并不是每个养殖户都有老杨的觉悟。在董林国眼里,分散的种养循环模式,天然就具备发展有机生态的条件,而且多为家庭经营,“船小好调头”,只是因为养殖户中一半为留守老人,接受新理念并不容易,至今新模式也仅推广了三四家。
另一个障碍是技术。根据估算,2000户养殖户中,最多的仍是养殖10头以内的小户,他们对于养殖过程中的防疫、消毒等技术并不热心,要让他们试着少用农药化肥,尝试更复杂的有机生态种养技术,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技术培训。
为此,宝石乡决定从2015年起,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大规模的培训,专门介绍新模式的好处和技术。
目前宝石乡人均年收入为9000多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养殖业。“未来,我们希望养殖户都能采取有机模式,而不是将土地流转给大公司,这样就能得到更多收入,也能打响全乡的有机生态品牌。”董林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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