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9月和10月的农忙一结束,又要进入一年一度的农业“培训季”了。新津方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红盘算着把葡萄卖完,就要留出充足的时间“上学去”。
陈卫红的重视,不是没有原因。虽然只是个短期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但新津引入了全学校管理模式,配备了班主任,考勤打得不含糊。“不敢缺课,缺课一天就取消职业经理人评聘资格。”
目前,全国各地农民培训过程普遍面临“培训谁”、“怎样培训”、“培训什么”等难题,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培训效果缺乏持续性等矛盾十分普遍。如何以更精准、更多元的方式,把农民吸引进课堂?
□本报记者 傅耕 张飒 张彧希
从被“赶”进课堂到自愿来听讲
在农民培训这个事上,前几年,新津县农发局科教科科长吴益民一直很头疼:明明是农民自己说需要培训,可把培训送到农民家门口,却不愿来了。无奈之下,村组干部硬把农民给“赶”进课堂。
这是咋回事?“我需要的是农产品营销、农业品牌运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知识,你给我送来大田管理、锄草捉虫等技能,我当然不感兴趣。”向磊是兴义镇猕猴桃协会的会长,本身就是工商管理专业出身,现在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农业职业经理人。
新津县农发局潜心分析后,得出了一个“分层沉淀”理论:将一把泥沙放在水中,将呈现出分明的层次,从普通农民,到职业农民,再到职业经理人、种养大户、农业企业家,不同的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培训需求。
“精确瞄准”,为不同层次的农民培训需求,拿出了不同的菜单。对普通农民、留守农民、返乡务工,采取电视节目、科技赶场、现场会等方式,进行引导性培训;针对基层干部、种养能手和企业精英等重点群体,推出职业经理人培训、产业培训和阳光培训等“高端”培训。
从找不到老师到配备专职班主任
如何才能不“走过场”——课堂里,除了上课的专家,还专门配备有班主任。班主任,来自引入的社会培训机构——新都天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全学校的管理模式和班主任制度,解决了“如何培训”的难题。“过去,我们并没有专职的培训老师。”吴益民说,给农民上课的专家,都是从县农技推广部门临时“拉”来的,考核不能逗硬,培训自然免不了浮于表面。
另一方面,是大量未被激活的社会培训资源被闲置。“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过度依赖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未能形成‘一主多元\’的培训主体。”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
2012年,经过竞标,新津县和天地学校签约,将职业经理人培训、产业培训和阳光培训“外包”给有丰富涉农培训经验的天地学校等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每次培训,由政府‘出题\’,我们再结合当地产业,拿出培训方案。”天地学校校长周燕敏说,学校三十多人的专兼职教师团队把农民培训带出了“专业”的味道。
周燕敏说,根据学校和新津农发局签订的协议,如果培训工作不到位,政府可以拒付、扣付培训资金,甚至把学校“炒鱿鱼”。
从初中文化到“金领”职业经理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陈卫红,从没想自己的事业会每天和“绿色认证”、“电子商务”、“错峰销售”等字眼打交道。去年他作为“金领”农业职业经理人,被县里推荐到北京参加培训,回来后,他以“质的飞跃”来形容这场培训带来的影响。
“回来之后就开始做土壤的有机改良。”陈卫红说,现在自家的“魏果”葡萄批发价达到30元/公斤。而通过对市场行情的分析研判,他的葡萄实现了错峰销售,一直不愁卖。
成都天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志东是返乡退伍军人,5年前回到新津种植猕猴桃时,对卖水果一窍不通。“要是不学习,就只晓得卖好多算好多。”徐志东说,学到了本事,他专门找来了营销团队,做起了电子商务。
而向磊更是发掘出了培训班的“潜能”。“在班上认识了不少种水果、卖水果的同行,大家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市场,形成一个覆盖各个季节的水果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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