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如何应对城镇化？ 新华社记者 侯大伟 杨玉华 邓华宁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作为“拓展农民就业的重要空间”，城镇化日益受重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如何应对？记者采访的三位农民城镇化中的境况，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袁福清：在乡下过城里人生活

3年前，袁福清一家搬进村里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家大宅院、小洋房。记者到他家时，袁福清正坐在客厅的躺椅上看电视，他说，自己“在乡下过着城里人的生活”。村干部说，“他已经被城镇化了”。

袁福清是成都市新津县袁山村村民，村里集中居住项目实施之初，老袁一家和其他村民一样心存疑虑，担心镇、村干部和县上有关部门会借着“土地整理”和“统筹城乡”之名侵犯他们的利益，也担心集中居住后，镇、村干部曾经的承诺会打水漂。

为解除农民顾虑，镇政府各项工作从改善村级治理结构开始，通过“还权赋能”，努力从过去的“代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成立由村民选出的“议员”组成的议事会，负责村组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对村组干部执行结果及村财务收支实施监督。

袁福清告诉记者，议事会的成立和运行，让大家有了一种实实在在当家做主的感觉，议事会通过的决议村民服气，因此，他家很早就参与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

现在，老袁一家6口人住在一栋280多平方米的大屋里，5间卧室、3个卫生间，厨房、餐厅、客厅、储物间一应俱全，自来水、电、光纤已开通，天然气的管道已布设到厨房。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从数公里外的高速公路延到家门口，社区医院、警务室、图书室、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物管公司集中在距他家不到500米的一栋办公楼里，办公楼外是篮球场和超市。

袁福清一家的生产方式和收入模式也改变了。袁福清说，他家现在已将4亩多农田租给一个种植大户进行规模种植，一年租金4000元左右，他和老伴纳入成都市社会养老保险系统，每月领养老金。

从农耕中解放出来的袁福清儿孙转战二、三产业。袁福清儿子袁小平对记者说，以前全家的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和农闲时的务工收入，每年全家收入不过2万元左右；如今不用干农活了，轻轻松松一年就能赚七八万元。

刘玲：担心“坐吃山空”

“就像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一夜之间，住得好端端的家就被摧了！”刘玲（化名）告诉记者，几个月前，她和村里几十户乡亲还平静地生活在这里，房屋大多是村民靠打工和种地攒下的钱盖的，却说拆就拆掉了。

刘玲的家乡地处长江岸边，是典型的农业镇。尽管毗邻长江黄金水道，但至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村民过着不富足而平静的日子，2009年，一个工业园区项目的落户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要求，镇里邀请知名设计单位高标准做了一个城镇发展规划，在未来5年到10年内，中心镇区面积将从现在的5平方公里扩大到25平方公里，建成包括5个工业园、一个商业地产区和公共服务区在内的现代化滨江新城。

按照这一规划，刘玲所在村及周边地区被列入新城建设和工业园所在地，她和其他千余户农民得拆迁和异地安置。

由于工业园项目建设进度要求紧，刘玲及其他村民被动员尽快搬迁。“一帮子人天天上门来讲拆房子，你一言我一语，头都被讲昏了”。刘玲只得同意拆迁。

刘玲说，这房子是他和丈夫打工十多年攒钱盖的，2005年建成，2007年装修好，拆掉，她心里很难受。

刘玲说，政府拆房不尊重村民意愿，征地也未召开村民大会协商，村民只有“照办”的份。

刘玲一家4口人，一亩2分地，原有198平方米的房屋，被拆房征地后获得的各类补偿为：两套在集中安置区分别为8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的新房，5.9万元的补偿款（目前还有1.1万元未到位）。

对刘玲来说，尽管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她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当地政府对他们这些失地农民没有办理养老保险，也没有就业安排。她今年不到40岁，抛去未来的养老保障不说，她和丈夫还有7岁的儿子、上初中的女儿要抚养。“没了地，吃的用的都要钱买。如果能找到工作还可以维持生活，找不到工作，只能坐吃山空。”刘玲对今后的生活“心中没底”。

罗光兴：“农家经济”喜与忧

由于紧邻天目湖、南山竹海等景区，溧阳市天目湖镇这几年乡村旅游发展红火，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罗光兴是天目湖镇的农民。前些年，一名企业老板到镇里投资，租下了天目湖镇及周边安徽广德县共2万亩土地，建了农业旅游项目——“天目湖生态农业园”，罗光兴当时在村委会劝说下把地租给了这个老板。

他和老伴两亩多的水田和近一亩的山地，20年租金约2万元，首批，罗光兴拿到了8000余元。他认为，这种土地流转对他这种年纪大些的农民而言，比种地划算，而且旅游业发展起来后，当地村镇比过去繁华，游客多，有的村民可搞饭店、商店。

但这几年，随着粮食价格提高和租金给付不到位，罗光兴和一些村民开始对这种发展方式有疑虑。罗光兴说，按照合同约定，他和老伴该得到的租金还有一半多没有给，而且生态园在发展中，改变了租用水田的用途，将其变成了鱼塘，这让农民担忧：今后怎么再种地？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认为，这些乡村旅游项目农民参与程度不高，不少只是雇用少量周边农民打零工，而且在土地流转上采取“以租代征”的手段，价格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计算，并不浮动，现在看价格偏低。（新华社合肥2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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