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艾芜的南行与《南行记》的诞生

□ 徐建成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

今年两次到新繁（现属成都新都区）清流镇拜谒艾芜故居，留下了几幅手机摄影。清流镇是艾老的故乡，是他南行出发的地方。面对艾老的塑像，我欲轻声问道：艾老，你为什么要去流浪、流浪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是为了你人生的大目标，是为了你少年时的侠客梦，还是为了你青年时的文学梦？

老人目光炯炯，如那年我在成都市团委门前时那样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他正欲上车回省作协去，见我捧着书走向他，便微笑着，在我一首小诗的获奖书《现代成语小辞典》上签名写道：“艾芜1982、3、2”。

我站在他的塑像旁，紧靠着他，吾妻用手机为我留影。艾老没有回答我的询问，目光炯炯，神态安详，望着远方。就在妻为我拍照的瞬间，便有流浪作家三毛作词的歌声在我心中油然响起：“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遥想李太白当年“拔剑四顾心茫然”，此时，1925年的夏天，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汤道耕同学也如李白当年一样茫然，只不过他纯是一介书生，没有练过剑术，无剑可拔，只能是关书“四顾心茫然”。现在他眼目下已经是有点“打不到方向了”——为家里父亲的来信。

学校在成都盐道街（校址为现盐道街中学），距锦江不远，他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徜徉徘徊在江边，夜色茫茫，江月在水里晃动不安，他真的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汤道耕同学此时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前后，该是什么样的奋发向上的年龄呀？

二十一岁的次年，郭沫若到日本留学，又七年后，现代诗的开山之作《女神》让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今为之惊艳（胡适的《尝试集》虽早于《女神》一年出版，但就文学品质和白话诗的开创性而言，文学史家公认略逊于郭诗）。

二十一岁的前一年，巴金从成都出发先后到上海及法国求学并成为职业作家。不过十年，他的代表作《家》问世了，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巍然耸立的高峰。

二十一岁，是如我这一代人已在农村当过几年知青，在想何时能把户口拿回城里的年龄，是我先行一步已从乡下回到成都，在拉架架车打零工的同时想去谋个小学代课教师的职位以求生存谋发展的年龄；二十一岁，是我的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正在研究是该择业就业还是该读研深造的年龄。

唐人的《春江花月夜》吟出了历朝历代人的共同情愫：“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明年才毕业，今年家里就来信催促汤同学快回家完婚。这还是十年前父母为他订的婚，女方啥子样子他都不晓得，真是隔着口袋买猫。何况，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想的是学业、前途，家里想的是要有个煮饭、洗衣、喂猪、料理家务的媳妇来继承他已故母亲的未竟“事业”。他的目光向着家庭之外的大世界探求着，而家里现在要他向后转，回家娶妻生子，延续汤家的香火。代沟很深，南辕北辙，不说是形同水火，也差不多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繁县清流镇，汤同学可以说天资聪明，家学深厚。他的祖父腹有诗书，是有文化的乡绅，也曾出征过前清科场但未遂；父亲是县公办学校的乡镇教师，是当年少有的乡村知识分子。他四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祖父的私塾（相似于现今的国学堂）和父亲任教的新学堂，受教于新旧两种教育模式，熟记背诵了不少先贤诗文。前些年，他十四岁，作文考上了全县三年级第一名，他的父亲因此被省教育厅视学召见，视学对他父亲说：“这个学生，可以进高小了。”前些年，他十七岁，在读全县最高学府——新繁县立高等小学二年级（即小学五年级）时，就与三年级毕业班同学同去报考了成都联合中学（即郭沫若、李 人等读过的石室中学），数十人报考仅有一人以前三名成绩被录取，其余全部名落孙山。而被录取的那一人，正是高小二年级的汤道耕同学。

但，汤同学却未能就读成都联合中学。不是他不想读，是他的家庭，已经如鲁迅所说“从小康人家坠入了困顿”。他的父亲因吸食鸦片变卖了祖父分家分给儿子的田产，还欠了不少债务，教书的收入又很有限，无力支付他进联合中学每年需要的四十多元学杂食宿费用。父亲的不成气，不像话，不给力，延误了汤同学的入学深造。他的母亲其时还健在，当时还给了报喜人红包，但如他一样，也就是空欢喜了一场。

汤同学非碌碌无为之辈，且正值青春气盛，对自己的未来是作过好些思考和规划的。欲读联合中学无果的半年之后，他再次走上考场，考取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要管吃住，他顺利入学了。量体裁衣，看菜吃饭，任何时候都是明智之举——幸亏他半年前没有因一时之挫一念之差而跳进家门口的泉塘轻生，让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空缺了一位不可或缺的流浪文豪。

学校就要放假了，汤同学先一步回到清流家里，因为他要向家里要钱。他没有应承父亲要他完婚的要求，也没有反对父亲的安排，他说，明年就毕业了，毕业了再说婚事吧。这正是：天下事，一切都急不得，事缓则圆。父亲也就放缓了催他完婚的节奏，让他有时间思考：路在哪里？我该向何处去？

儿子汤道耕的前途是父母牵肠挂肚的事情。

母亲还在世时就说过，希望他去读教会学校，不交学费不说，还有希望被推荐去读免费的大学和去教会学校教书，但孝子汤同学谢绝了母亲的提议，经受了五四新文化洗礼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有了新思想新观念的他认为那是去给帝国主义当奴才，是绝不能走的一条路。

父亲主张他进步兵学校，他的两个舅父进了刘湘的军队，不几年就又升官又发财了，这就是他的榜样。但他坚决拒绝了。军阀混战，祸国殃民，在军人和学生发生的冲突中，他向来是站在学生这边的。他说，他不愿意给军阀当炮灰。

他的愿望是到五四运动的中心去，去报考北京的大学。他写信向他在北京读书的师友刘作宾询问相关情况（刘在成都读高师时创办过《繁星》，约汤同学写了一首诗作为发刊词刊发，这是汤同学的处女作，但现已寻不到只出了一期的铅印《繁星》了。刘后为清华大学教授，后被错划为右派，后被平反），刘作宾回信告诉他，在北京读书每年需花费三百元。他无语了，欲读成都联合中学每年四十多元的费用父亲都无力支付，每年三百元，更是想都不能想，此路绝对不通。

但天无绝人之路，如同当年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选择了留法的勤工俭学之路一样，如同现今的好些农村贫困学子选择了“北漂”“南漂”先打工再读书的人生之路一样，汤同学自然想到了走一条自食其力、自谋前程的勤工俭学之路。

他本想到南洋去，到那个温暖的地方去打工，也约好了同行者，但同行者却失约了。他终于又约到了一位要回珙县度暑期的“黄君”，他可以与“黄君”同行一段路程，不至旅途太孤单、太寂寞。

汤同学谎称要报考北京的大学，要交报考费，考上后也有可能如省一师可以不交费用的，以此为理由，“骗”了祖父和父亲仅有的十几块钱。手中有钱，眼前有路，他就要上路了。虽然，他的师友刘作宾得知他要南行，急忙写信劝阻他：千万不要去，“这只有拖死在外面”。

行前那夜，他诗情勃发，挥毫写道——

安得举双翼，

激昂舞太空？

蜀山无奇处，

吾去乘长风！

虽然远走了，但高飞还在遥远的时空

21岁的汤同学就要在成都九眼桥乘舟远行了。怀里揣着省一师出具的用以证明身份是学生的转学证，肩头小包裹带有几件换洗衣服，还有几本他珍爱的书——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马寅初《经济学演讲集》、熊得山《社会学》——有哲学有史学有经济学有社会学但就是没有带上文学。文学在他心中，在他求索的远方等着他。

39年后，16岁的本文作者我也如汤同学一样就要从成都人民南路出发南行上山下乡了。我们的南行坐的是军用卡车，一路都有人管饭，到了目的地西昌也有人管饭，并且当年的口粮由国家免费供应，大体保证能够吃饱。我那时除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还带了十几本书，有古汉语有评论还有剧本和诗歌。远走的人可能都是如汤同学那样想的是要高飞，但我几年后又从西昌回到成都至今，应该说一生也未能高飞。

汤同学是走水路加旱路从宜宾（叙府)出川赴滇的，不似我前几年随朋友自驾车走成攀高速赴滇旅游。我们朝发蓉城暮宿昆明，只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行程约九百公里。汤同学七月出发，一路历经险阻，中秋前才到达了勤工俭学目的地昆明，用时近三个月，行程约一千公里。蜀道难，滇道也难，总而言之一句话：行路难，远走难，想要高飞难上加难！

到了昆明，生活给汤同学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很多年后，他在一份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我流浪到了昆明。走进这个城市，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双没有穿过的草鞋，还可能卖了，买几个烧饼。我要去拉黄包车，却因没有铺保，还是拉不成。再加失业的人多，找工作极不容易。我卖了草鞋，又卖我带在身边的旧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书是没有人要的，我就到一个旧书店去卖，卖书的老人看着我的破书，便说，他是卖新书的并不收买旧书。原来这是个卖善书的店，买书的人很少，久而久之，书都变旧了，使人一下会看成卖旧书的。他问我为什么卖书，我说一两天没有吃饭了，又找不到职业，所以只好卖书。他给了我两角钱。我请求他帮我找个职业，他答应了。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他说昆明红十字会需要个杂役，我很高兴地接下这个工作，使我流落街头的饥饿生活告一个结束，也算是我出了校门，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

鲁迅先生在《北京通讯》中说过：青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汤同学在未南行前，生存原本没有问题，温饱也基本无问题，但他为了生命的发展，执意南行，硬把自己置身于求生存、求温饱的初级阶段，很难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只看眼下，他的人生明显是退步了，如遥看十年八年，无疑可以说句大家都听得耳朵起了茧巴的话：“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昆明红十字会位于风光宜人的翠湖边，用杂工管住不管吃。隔壁一个叫明善堂的机构办有伙食团，但只供应素食。汤同学大材小用为生存计就在红十字会当了勤杂工。勤杂工的工作很杂，凡是医生、护士不做的事都该他做，诸如扫地抹屋倒痰盂，烧开水、开门、升旗、挂号、跑腿送信，外带泡茶敬客，因他有文化再兼誊写公文……

如此辛苦打工，每月劳务费十四滇元，包月伙食就用去十二元，且天天吃素，捞肠刮肚的，不知汤同学晚间思乡时是如何怀念家乡那斗碗里熬成灯盏窝的回锅肉的。

此时汤同学的生活状况与我读初中时很相近似。我那时靠每月八元的人民助学金为生，吃伙食团，每天二角五分伙食费，每月除去星期天，要交伙食费六元五角或六元七角五，还余一元多一点用于理发、买牙膏等；星期天，带上我的搭伙证（四个星期是三斤八两，添上约四角钱就能买三斤八两白生生的大米）到市郊土桥乡下给下放当农民的母亲买点细粮改善下生活，我帮她吃两餐公社食堂浪打浪的谷粉（连糠带米磨成粉谓之谷粉）糊糊。但我只读书不做杂工就可勉强糊口，而汤同学要做杂工才能勉强糊口。所以说，还是新社会好，还是人民的助学金好，还是我的老师好，让我领到了当年最高的人民助学金，使我还能生活到今天，能在电脑前打这篇写艾老和他南行故事的文章。

汤同学也就要更名为汤艾芜和艾芜了。

在红十字会打工不久，汤同学缓过气来了，又开始了他初期的文学创作。他写了一首叙事诗，写一个受侮辱受伤害女子的故事，投寄给了昆明的《云波》杂志。杂志的编辑读后便到红十字会与他见了面，聊起了文学与人生。叙事诗没有发表出来，但《云波》刊发了他的另一首叫做《星空》的诗，汤同学自己署名为：汤艾芜。《星空》全诗如下——

低徊在湖滨，

天空的星晶莹，

水里的星凄清，

都睇着我眼波盈盈。

忽的一闪流星，

水里的星向我涌流，

天空的星向我驰奔，

呵呵，我要捧着双星，

光灿地飞腾！

艾芜1926年发表的这首诗，距现代白话诗诞生不过六年（从胡适1920年出版《尝试集》算起），现在看来也是写得相当不错的自由诗。假如把它与本文开篇所引的三毛歌词（歌词也是诗的一种）《橄榄树》相比，或者更有说服力一些吧。

两首作品均在十行内，三毛的明白如话，明朗而富含诗意，但不讲究押韵，也不讲究推敲，十行内有两处用了“远方”，随性而写，自然而流畅；艾芜作品明朗而含蓄，“双星”一词有张力，给人以想象和补充的空间，且讲究押韵，读之更易记忆。三毛这首是因名作曲家的作曲和名歌唱家的演绎而得以流传成为流行音乐经典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艾芜这首作品发表时，后来的国歌作曲者聂耳已经入学云南省立联合中学，惜艾芜未能有机会与聂耳相识于昆明。假如他们相识了，假如聂耳喜欢他的这首诗，几年后，聂耳在上海发展时，这首诗经他谱曲是完全可以成为某部电影某部话剧插曲的。不要以为聂耳只能写革命歌曲，我听过田汉词聂耳曲的《梅娘曲》：“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你曾坐在我们家的窗上，嚼着那鲜红的槟榔……”抒情得不得了，好听得不得了！

人世间一切都不能假设，所以，富有诗人气质的文学青年艾芜虽还要写诗，有的诗后来也发表过，得到过稿费，但他文学发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抒情，而主要是讲述他熟悉的底层人物命运的故事，用短篇和中篇小说的体裁，虽然其中也有诗也有歌，但诗和歌只是他小说的一个局部和次要的而非主要的组成部分了。

从1925年的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一年半的红十字会打工生涯就要划上句号了。五百五十个忙碌的黎明，五百五十个疲惫的黄昏，五百五十次太阳出来，五百五十次月亮东升，艾芜又要远行了。

在昆明期间，他因投稿而结识了一些文学青年，有了交流文学梦想的对象；他与朋友曾很浪漫地躺在坟坝里，望着天上的星星，饮着浇愁的杜康，对逝去的人们演讲着他们理想的社会；他有过暗恋，有过暗恋的失恋，有过失恋失意导致心理失衡差半步就跳进翠湖长眠的瞬间；他有过工余读英文夜校的奋发，期望能被推荐到香港大学深造；他还利用假期与朋友去乡村进行义务教育；他也曾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并欲上台演讲，却因身着杂役工作服而被人当作了扒手推开……

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多面的立体的不加修饰的生活，锻练、磨练、训练和考验着未来的大作家艾芜！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艾芜又出发南行了，向着云南之南茅草地、向着缅旬仰光……

依然是简单的行囊，行囊中多了几本他好不容易省出钱来购置的英文夜校教材：原版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凯撒大将》……身上更多了一个具有艾芜特色的佩饰——一根麻绳拴着墨水瓶如项链般悬于他的胸前，随着他南行的脚步，贴着他的心脏跳动着；瓶中的墨水将源源不断流进他具有个性思考的笔尖，去记下原生态的南行素材，去记录文学化的底层人生，去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下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

迈开双脚，继续南行，

从茅草地再奔向远方

行文至此，为查对核实艾芜继续南行的路线，我寻到了1996年4月谭兴国先生签赠我的《艾芜评传》（谭先生是吾省著名文学评论家，担任过《四川文学》《当代文坛》副主编，后为旅美作家。我1998年在《蜀报》兼任文学版主编时，他回国来，写有在美国帮孩子带小孩的散文托记者捎与我。稿刊发后，我托记者带了样报与他。后来，听说他又去美国了。我们就再无联系了）。谭先生在书中写道——

“靠着一双脚板和一种‘懵懂\’的勇气，他向云南西部走去，经过绿丰、舍资到祥云，按正路，应当从下关到大理，为着会一个朋友，绕道从弥渡，走云州，顺宁到了永昌（即今保山，当年杨升庵流放地——杨为他的前辈同乡，徐注），再经腾越（腾冲）、千崖，跨过古尔卡铁桥，进入缅甸境内的克钦山茅草地，再到商业重镇八莫。因找不到工作，经两位苦力的引荐，又折回茅草地。”

紧接着，谭先生对艾芜的此番南行有一段较为生动的描述——

“这一个多月的旅途对艾芜一生和他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好像在他后来作品里所写的环境里旅行，结织了许多未来作品的主人公。他有时和沿途的小贩、轿夫同行，有时又独自走在渺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夜里，或者住宿在江风吹打的小客店，或者到古庙里陪伴山神；而最有趣的莫过于在露天里和马头哥们挤在一起过夜。那时，有不少马驮子往来于滇缅之间，他们从中国运去土产，运回洋货。他们结队而行，每个马头哥赶五匹马，一匹系着铃铛的老马在前面带路，后面的马群便有秩序地跟随前进。他们走着，唱起山歌，唤醒沉睡的群山，消解了旅人的寂寞和恐惧。一到晚上便寻找一个较为宽敞的地方，把马和货物分置开，围成一圈，在中间烧起火塘，埋锅造饭。艾芜跟着他们，既不怕山林中的猛兽，也不担心剪径的强人，围着火塘过夜，还能听到他们讲述许多传奇般的故事。”

一个多月的旅途使艾芜获益匪浅。从滇到缅的奇异风光，从眉清目秀、身姿妙曼的傣族姑娘到腰悬长刀、面恶心善的景颇汉子；赶马的马头哥，流浪的卖艺人，抬滑杆的苦力，坐滑杆的生意人；黄果树下的集市，芭蕉丛中的茅棚；风雨中的跋涉，烈日下的赶路……

到八莫寻工作无果，经人介绍又折回到了茅草地。

昆明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一个驿站，他在昆明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在昆明是半工半读——白天工作，晚上到免费的英文夜校读书。茅草地是他人生之旅途南行的第二个驿站，在茅草地是半工半教——白天在客店当杂工，晚上则要无偿教老板几个子女读书。白天他打扫客店，接送客人，打扫马粪，工作并不比在昆明轻松。晚上他教老板子女读书，付出的精力也不逊于在昆明学英文。艾芜的一路南行，也就是他人生之旅的难行，从川入滇，由滇入缅，总是行路难。但，好在总算暂时又安顿下来了，暂时不再漂泊了。

命运之神总在磨练和考验着他的耐受力，刚到茅草地不几天，他就病了——打摆子（疟疾），病得不轻。

资料显示：“疟疾（malaria）是一种以寒战和高热为主要症状的严重疾病，通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昔人有咏疟疾的散曲：“热时节热的在蒸笼里坐，冷时节冷的在冰凌上卧，颤时节颤的牙关错，痛时节痛的天灵破，兀的不害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害杀人也么哥，寒来暑往都经过。”艾芜就在茅草地赵家客店里，在盛夏，经历着寒来暑往时冷时热时痛时颤的病体折磨，为了有口饭吃，有张床睡而咬紧牙关，下着苦力、扫着马粪、教着娃娃……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麻绳子专往细处断。他疟疾还未好，双脚又烂了，又痒又痛，痒得难受，痛来钻心！这是因他天天必须带病坚持做活路，扫马粪，扫马尿，光着脚板踩在粪水中，日复一日，不断浸泡，脚板脚趾被粪水沤坏了。幸得一位过路的马头哥有经验，要他去山上采一种草药来治。他照此办理，天天用草药泡脚洗脚，慢慢地脚也就好些了，再慢慢地脚也就基本上好了。

艾芜那时在艰难困苦之中寻找着人生的路，他还不会知道，就是他从昆明到八莫再回到茅草地一个多月行程的所见所闻所感，就是他拖着病体在茅草地长达五月之久顽强谋生的所历所见所感，就是这些得天独厚，与别的作家不相同不相似的独特而奇异的生活素材，孕育着他胸中已经受生活之精的名著《南行记》的胚胎，成就了他未来《南行记》中的代表作品和主要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定了他流浪文豪的地位。

所以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艾芜又要南行了，要经八莫到仰光去继续拓展新天地，时在1927年9月。那时国内的由前滇军混成旅旅长朱德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所余部队不久就要和毛润芝率领的秋收起义农军会师了。艾芜其时也想参与国内外改天换地的大革命，改变这个太不公平的世界，翻身当家做主人。一年后的1928年，他在仰光参加了缅甸的共产党小组。1930年，缅共合并入马来西亚共产党，艾芜作为缅甸地委的代表赴会，会址在新加坡，途中因疫检消毒而被留置小岛一周，未能如期到会，但得以在新加坡驻脚四十天，住在海员工会。

回到仰光后，他更加积极地参加马共（缅共）的革命活动，直到1931年初因国民党当局中宣部和外交部的插手，艾芜等四名共产党员被英缅当局驱逐押解回到了中国……

差一点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艾芜在上海见到了老同学沙汀，由他起草由沙汀修改润色两人共同给鲁迅先生写信求教，鲁迅先生给两位青年作家的回信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研究资料。而于1933年编成，终于1935年出版的《南行记》也再次宣告了一个职业作家的诞生。

1936年，鲁迅先生在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最优秀的左联作家有茅盾、丁玲女士、沙汀、柔石、郭沫若、张天翼、田军、叶紫、艾芜和周文。”

我此时向工作忙无时间读完艾芜《南行记》以及《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的文学青年建议，可以精选阅读《南行记》代表作《山峡中》，最好再选配上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代表作《卡门》一起研读，看看中法两位作家笔下的底层流浪女子：野猫子和卡门这两个文学形象是如何的鲜活灵动，光彩照人——一个自然具有中国的韵味，另一个无疑洋溢着欧洲之风情……

本文至此结束。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那一支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

（艾芜南行九十三周年时，后生徐建成写于成都龙泉上东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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