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服务下沉之后……

   要在专业化上下功夫

2014年3月，率全国之先，成都市武侯区探索将139项政务服务从社区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全权负责。这项改革曾引发震荡，社会组织能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吗？改革能否真正“还权”于社区？问题，伴随改革而生。

从“放权”至今，已有段时日。1月13日起，在为期近一周的时间里，记者走访了武侯区内的多个社区，探访“放手”后，社区的变化。

□本报记者 黄泽君

改革，让社区“减负”

成都火车南站街道得胜社区书记范生云为改革点赞。他最深的感受在于人员管理不再难。

“综合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不少是‘老资格\’，管理起来很难。”范生云说，经过街道统一招标，2名专业社工来到社区，引导8名原综合服务站转岗人员成立了社会组织，社区对社会组织有监督权，干得好不好，社区要考核。这样一来，变化很明显：上下班要打卡，请假要严格审批……“现在靠服务挣钱，混日子的方式不可行了。”

在双楠街道少陵社区，服务时间甚至从原来的9点，提前到了8点半。

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居委会主任丁齐也觉得，这大半年不再“碌碌无为”。“以前太多精力都在处理各类政务服务，居民自治工作虽然推着走，但效果不好。”比如社区矛盾调解，以前工作忙，三言两语调解不成，只能让居民们自己去处理。

如今，政务服务移交给了社会组织，社区干部有了更多精力关注社区本身。前不久，社区内两户上下楼邻居因渗水产生纠纷，她和社区干部耐心调解，还请了专业人员做鉴别，最后双方心服口服，“现在下网格，感觉是在耕自家的田！”

放手，并不容易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在簧门街社区，实质上移交给社会组织的政务服务不到139项。

丁齐解释说：“不少事务属于下社区‘跑腿\’，社区两委下网格时可顺便完成，若要社会组织单独去做，显得浪费人力；还有部分涉及城管和综治维稳类的，社会组织无法胜任。”为此，社区梳理出了另一张清单：“黉门街社区两委协助武侯区培力社工服务中心完成139项工作中的内容”，一共43项。

既然部分事务无法下放，为何当初会选出这139项？“这139项实质上是一种导向。”武侯区民政局副局长王劲松说，改革之初，他们多次召集社区、街道以及各部门开会讨论，筛选出的是“不该由社区两委承担的政务服务”，再让各社区探索，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与社会组织协商双方职责。

但这个磨合过程也不似想象中轻松。得胜社区原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袁绪真转岗到社会组织后，发现工作量大增，工作难度也变大了。“以前全社区的人都在参与，社区划成6个网格，我只负责好本网格内的人员就行了；现在就我们两个人负责，社区划成2个大片区，工作量比以前大得多。”更让袁绪真烦恼的是身份问题，以入户采集信息为例，过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住户大多会配合，可现在，“人家连社会组织是什么都不知道！”

此外，由于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多由原社区综合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转岗而来，“熟人熟面孔”导致社区在工作分派上容易“理不清”。武侯区培力社工服务中心成员孙杨就发现，虽然社会组织做不下来的事情社区干部会帮忙做，但一些不属于139项政务服务的事情，“例如社区迎检，社会组织也得帮着社区做。”

专业与精简成期待

部分社区“全员转岗”的模式，引发了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系主任韦克难的疑问：“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居民感受到更好的服务？

在韦克难看来，改革的真正核心不在于“放不放”，而应当是梳理繁杂的政务服务，明确“放哪些”，比如社区的青少年服务、养老服务等事务性的服务，可以放给社会组织，“但公共服务仍应当由政府提供。”

同时还要精简权限，实现“减哪些”。此前他曾梳理过武侯区“放手”出去的139项政务服务，“购买社保、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等行政审批类事项，就不应该下沉到社区社会组织。”

实际上，武侯区也在改革中意识到了这点。“部门开过会，尽可能取缔一些不必存在的审批项目。”王劲松说，比如民政部门就决定，今年将取消以往社区的社会组织成立时的社区初审环节，直接到街办备案审核。不仅如此，武侯区还将出台一份“三清”名单，对社会组织、社区以及党委要承担的职责进行“再梳理”。

此外，武侯还针对2014年各个承接139项政务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考核，理出了一份“准入名单”，90余家社会组织已缩减至70余家，这意味着承接政务服务的社会组织不再“零门槛”。“我们希望形成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鼓励社会组织在专业上下功夫，让居民们享受更好的服务。”王劲松说。

不是所有政务服务都适合“外包”

新年伊始，凤凰社区或将成为温江区涌泉街道第一个“尝鲜者”——下沉到社区的政务服务向社会组织购买。

政务服务交给第三方接手，是社区“去行政化”的大势所趋。不过，听到这个消息，社区居民和居委会都有“第二种心情”：居民们习惯了视社区为“政府”，今后能信任他们吗？社区减了负，却也将减去不少“补贴”，工作积极性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厘清政务服务购买的边界、研究完善的考核机制，从而确保居民能享受到优质服务，是比“形式”更重要的事情。

□本报记者 刘莉

政务缠身 本职反成“非主流”

凤凰社区是涌泉街道最“新”的社区，这里现代化的商业楼盘林立，“原住民”早在几年前就全部搬迁到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居民来自各地，矛盾常有发生。这让社区居委会主任李燕很头疼。

一开始，她希望让居民们彼此熟悉，成为朋友，有利于相互理解和包容。为此她一度构思了若干活动方案，但让她郁闷的是，时间流逝，想象中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最终变成了几块立在小区内的宣传展板，“大量的政务工作占据了大家的时间精力，确实忙不下来。”

李燕估算了一下，现在下沉到社区的政务服务足有上百项，包括治安防范、就业与社保、助老助残、计划生育、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除了常规的动作，李燕还常接到不少“临时任务”，比如组织居民给狗打预防针、通知货车司机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

下沉的政务服务越来越多，各个镇（街道）不得不聘请大量的社会人员，仅在涌泉街道，各类“专干”、“协管员”就有100多号人。在涌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周鲜明看来，政府成为“用工方”，存在一些问题。“过去人们习惯了政府‘兜底\’，政府聘用人员也会产生‘铁饭碗\’的感觉，如果干不好我们想和他解除劳动合同，比企业解聘员工难得多。”

周鲜明认为，下沉到社区的政务服务向社会组织购买，可以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配置，有利于实现小政府、大管理的格局。

政务服务该如何放开？

不过，对于“政务服务如何放开”，温江的态度仍很谨慎。

温江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从去年开始，该区就在研究此事。经过前期梳理，初步将下沉到社区的政务服务分成几类，包括可委托给社会组织的、由社区协助办理的、应由社区承担的等等。由于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记者未能拿到分类的明细。

温江区打算，各镇（街道）先选一个社区进行试点，再根据试点情况进行调整。涌泉街道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试点初期计划是113项“封顶”，能少不能多，比如涉及到执法或需要专业技术的，就不会开放给社会组织。

“步子要稳当一点，向社会组织购买政务服务，需要多少人、多少钱，也要在尝试中摸清楚，方便后期调整。”周鲜明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及行政事务审批、行政处罚证据收集和执行等，都不能委托给第三方。因此，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是“前台”服务：接件、转发、协调、初审等。

这也意味着，社会组织和社区、政府部门将长期合作。因此，试点更大的意义在于“再造工作流程”，确保几个主体的功能有效衔接，责任明确，避免购买服务后出现“相互不认账”，”比如，社会组织初审后的材料，社区或政府要盖上鲜章，那一旦出现问题，谁来负责，就必须厘清。”

改革背后的“利益”冲突

社区事务从社区、政府手中移交给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居民心中生出的疑惑和不信任如何解决？

答案在温江早有“范本”。

此前，涌泉街道在瑞泉馨城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最初居民们也不信任网格员，街道、社区就进入小区反复宣传，并对网格员进行了规范“包装”，网格员的名字和照片上墙，工作时佩戴专门的胸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逐渐被居民们熟悉并接受。

但“阵痛”或将不止于此。对于社区来说，这种探索也是“双刃剑”，减去了负担，也会减少“奖金”，社区工作人员也将面临心理认同和收入减少的挑战。“过去，由于社区承担了不少‘分外\’工作，每年街道会根据社区的工作情况，以奖代补。”涌泉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如果将来这些工作向社会组织购买，那么社区的奖金就会减少甚至没有。

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收入减少可能会影响工作积极性，说不定还会有人员流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新闻推荐

动物表演，你点赞还是拍砖？

国色天乡乐园将在除夕推出马戏表演,遭到动物保护组织和一些网友反对——□本报记者刘淼淼近日，亚洲动物基金在线上线下呼吁市民抵制动物表演。事件起因是成都温江国色天乡乐园计划从2月18日（除夕）开...

温江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温江区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