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名议事会监委会代表,固定服务2300多名村民,大家说——
7月9日,成都温江区寿安镇迎来今年最大一场暴雨,降雨量达到293.7毫米。几天来,苦竹村党支部书记赵正康不敢放松,忙着指挥抢险救灾。
要在过去,谁家的树倒了、沟垮了……一通又一通的电话能把赵正康的手机“打爆”。这一次,电话不多,赵正康的心中却更加亮堂。“各家各户的受灾情况,28个‘代言人\’全部实地走访汇总。”
赵正康口中的“代言人”,是苦竹村议事会代表的别称。去年初,苦竹村探索议事会监委会“民意委托授权”机制,全村14个小组共选出28个民意“代言人”,每人固定联系若干户村民,上传群众诉求,下达政策方针。
□本报记者 刘莉
白纸黑字
民意委托授权“代言人”
7月9日早上6点不到,苦竹村11组议事会代表苟龙元就出了门。干什么去?“家访”。
头天晚上温江区开始普降大雨,他接到村上电话,要做好防灾准备,把各家各户的情况摸清楚。“我们村小组有25户由我固定联系,去年初就签了协议的。”
议事会成员不但要和村民结对子,还要签协议,这可是件新鲜事。原来,虽然村民议事会的制度在基层推行的时间已不短,可一些议事会成员履职不力,导致民意“被代表”的抱怨时有发生。“有意见反映,村民们总爱反问——我找哪个嘛?多听取群众的想法,议事会成员也困惑——2300多个村民,听哪个的?”赵正康说,要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让民意表达得更充分,必须解决这对矛盾。
为此,从去年开始,寿安镇尝试议事会监委会“民意委托授权”机制,议事会监委会成员根据小组院落、感情关系等因素提出愿意代言并服务的群众名单,再由名单上的群众确认愿意接受其代言,双方签订授权委托代言协议,并固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对议事会成员的责任进一步明确。“清楚所联系的每户家庭情况,及时了解上报矛盾隐患、回复群众的诉求,对口传递解释方针政策。”
双向选择
谁也不愿“被拒绝”
冯学明家要办坝坝宴,他找到“代言人”王仕虎,请他帮忙向村上申报,检查厨师的资格证件;邓春元家有人生了病,“代言人”何国兵帮忙在成都找家合适的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村民们逐渐习惯了大事小事都找自己的“代言人”。
在赵正康看来,这让议事会成员与村民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
苟龙元明显感受到了压力。“我们和村民是双向选择,如果群众对我不放心、不认可,他可以在全村范围内另找‘代言人\’。”他说,谁都不愿意被拒绝。
村委会的门口设有一块公示区,公开每位议事会监委会成员固定联系的家庭,最多的一位“代言”了近60户,最少的有10来户。这个公示表同时还是一张成绩单:以季度为单位,贴出了每个代表走访的户数、收集意见条数、提出建议条数以及参加化解矛盾的次数。“事情做得少的,我们要督促整改。”赵正康说,整改效果不明显的,可由代表所在的村民小组村民表决,过半同意就淘汰。
已有议事会代表站在了“被淘汰”边缘。公示牌显示,今年1—3月,苦竹村最多的一位代表走访了30户,收集了10条有用意见,而最少的只走访了2户,收集意见仅1条。
“代言人”
成干群关系润滑剂
今年,苦竹村的村级公共服务资金达到40万元,“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赵正康说,村上的议事会不愿厚此薄彼,但事有轻重缓急,实质上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
“代言人”们心里也明白,争取到项目是一回事,能够实施又是另一回事。“比如村民想修点方便进出的路,必然会占到部分群众的田地,而这部分是没有经济补偿的,做不通工作,就无法实施。”
赵正康坦言,相比干部,群众对自己的“代言人”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就成为了打通关卡的润滑剂。
今年,苟龙元代表群众提出扩建11组出入主要通道的项目,村上表态“可行”,但必须自己解决几十亩地的问题。让他没想到的是,工作推进得异常顺利。看到他上门,村民严青树当即就表示支持,很快就挪走了土地上的树;而面对脾气倔强的苟昌发,苟龙元则“迂回”走夫人路线,请他的妻子做说服工作,最终老人腾出了2分多地……
今年同样想修路的还有2组,算算费用需要近20万,村级公共服务资金有限,怎么办?这个组的“代言人”想到了一事一议奖补政策,在他的号召下,这个组的村民自筹了4万元资金,撬动了4万元的奖补金,解决了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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