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要说爱你不容易（上）

“5·12”汶川地震后，卧龙灾区熊猫被安全转移到碧峰峡大熊猫基地

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

谭楷/文

在与大熊猫守护者交往的40年里，我从来没有那么醉过！

那是2019年10月29日，雅安罕见的秋阳高照的大晴天。白天，在雅安市体育中心举办了盛况空前的“2019四川最美巡护员”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夜晚，在公益机构举办的酒会上，突然有一种群山耸峙，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

那么多黑红脸膛，身体壮实，身穿冲锋服的青壮年男女。个个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步态，爽朗说笑，展现出阳光，风雪和大山赋予的豪迈气质。来自卧龙的施小刚，来自大相岭的付明霞，来自蜂桶寨的李贵仁，来自龙溪虹口的朱大海，来自北川的朱云东，几张面孔比较熟悉，更多的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是四川的大熊猫保护区近3000名巡护员之中的佼佼者。

巡护员是在充满艰险的坎坷路上攀登的，是寂寞的，是漫长的。他们的青春时光消磨在寂寞漫长的山路上。熊猫人见人爱，是走遍世界的大明星，而巡护员，永远是默默无闻的“爬山匠”。我对他们充满敬意，有机会跟他们喝上几杯，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一

“干杯！干杯！”

在第一轮的干杯声中，我看到人人身穿迷彩服或冲锋衣，又轻便又暖和。想起30多年前，在“五一棚”大熊猫野外观察站，跟踪大熊猫的人们，脚蹬农田胶鞋，腿缠毛织绑腿，身穿军大衣，风雪中归来，脸颊冻得铁青。为尽快暖和身体，常端着大土碗“干杯”。

胡锦矗教授，那时也才50多岁，夏勒博士、潘文石教授也才40多岁，还有来自川陕甘熊猫保护区的年轻人，与专家们一起摸爬滚打。在崎岖的山路上，在炽热的火塘边，学到了课堂上书本里学不到的跟踪野生大熊猫的知识。之后，他们成为各山头的业务骨干。

火塘边，一双双糊满稀泥的农田胶鞋，烤出了“五一棚”特有的散不去的臭胶味。一只只才上脚半个多月就穿烂的新胶鞋，张口诉说着山路上的艰辛。到了夏天，晾晒在绳子上的一件件“血衣”，让人看到旱蚂蟥、草虱子的凶狠。

那时，省林业厅的胡铁卿处长跟我掰指头算，守护大熊猫的专业队伍，全国不上百人吧？他曾叹息：大大的版图，小小的队伍，如此重任，怎么承担？

之后，我看见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不断壮大着这支队伍。从秦岭到卧龙；从岷山到瓦屋山，到处都可以看到青春的笑容。吕植、王大军、张和民、王鹏彦、魏荣平、汤纯香、陈佑平、鲜方海、张志和、张黎明、熊跃武、王磊、谌利民等，一批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已经成为各个山头的负责人。

40年的变化，翻天覆地。

二

“干杯！干杯！”

在干杯声中，我问起了几十个巡护员的来历，很多巡护员都说“来自当地”。想一想，四川省有46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1387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岷山、邛崃、大相岭、小相岭以及凉山五大山系的崇山峻岭之中。如果“本地”民众不给力，大熊猫又如何守护？

三十多年前的卧龙，对保护大熊猫很抵触的当地民众，出过犯罪分子。经过教育，收起了乱砍的刀斧和捕猎工具。“5·12”汶川地震，离震中映秀直线距离10公里的卧龙，因为是“特区”，盖房符合标准，垮塌少，损失相对较小。民众都说，“是大熊猫保佑了我们！”

因兽舍被震毁，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决定，将数十只大熊猫转移到碧峰峡基地等地。临行那天早晨，当地民众纷纷涌向公路旁，依依不舍，挥泪送别大熊猫。

那情景，真是感人！

1991年11月6日，在秦岭山中的佛坪三官庙保护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保护区的汪铁军一行，在草坪的山梁上发现一只被妈妈遗弃的熊猫幼仔，已经奄奄一息。汪铁军把可怜的小家伙抱回保护站，找不到适合的食品，想到附近的村民何长林家有个吃奶的孙子，便把幼仔抱到了何家。何爷爷爱孙子，也爱熊猫，给它冲好一瓶牛奶，奶奶先在幼仔嘴边滴了几滴，小家伙尝到滋味，叼住奶嘴就大口吮吸起来。这只熊猫后来被取名为坪坪，为陕西大熊猫的繁衍立了大功。

更为有趣的是，这只与坪坪共用一只奶瓶的小孙孙叫何鑫，长大成人后，在秦岭大熊猫野化基地工作，成为“熊猫奶爸”。坪坪年满19岁，“退休”到基地安度晚年，恰恰又是何鑫来照顾它。

2015年春天，我见到了何鑫，小伙子如数家珍地介绍他照料的“猫”。我在想：人与熊猫可以共用一只奶瓶，也同住一个地球。山民的大爱挽救了大熊猫的生命，大熊猫改变了一个山区青年的命运，让遥远的三官庙与世界紧密联结在一起。

三

“干杯！干杯！”

在又一轮前来祝酒的巡护员中，有朱云东，来自北川。他个子不高，身体显得单薄，参加过“三调”（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在“四调”中，就算是资历高的队员。我常想，他背上的大背包，该有多么沉重啊！

初识朱云东，是“5·12”汶川地震后，我去北川、绵阳采访。

任继红向我介绍说：“朱云东那一对五岁的双胞胎儿子，太乖了，是我们林业局众人的宝贝，被埋在曲山镇幼儿园了，妻子因伤送进了医院。他失魂落魄站在曲山镇，被逮了个正着：‘嘿，你站在这干啥子？快到指挥部去报到！’小朱说：‘我又不是镇镇政府的人。’‘抓’他的干部说：‘你晓得不？镇上的干部没活下来几个。你快去，顶上！’小朱便成了镇上的干部，参加发放救济物资。一连忙了五天五夜，累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拼命投入工作,让他暂时忘记自己的痛苦。工作，就是镇痛剂！工作，就是麻醉剂！”

震后，朱云东又加入县上的调查队，了解大熊猫的受灾情况。接着，2011年，又参加了“四调”。

说起“四调”的那几年，我还有点后怕。我采访的芦山县大川镇，曾是四川省“四调”的前线指挥中心所在地，正是震中。“4·20”芦山强烈地震那天上午，在成都的“四调”队领导加加（王鸿加）、煜煜（杨旭煜）、和古古（古晓冬）急得跳脚。因为在大邑山中的张剑那个小组失联了！我从电话里，听得出古古的嗓子在冒烟。临近中午，好消息传来，张剑他们全部脱险，他们要求继续按计划执行，因为翻过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不容易，若退回营地要多折腾六天。于是，这一支小队，冒着余震的危险，向着崇山峻岭，再次出发。

由于四川西部的地形复杂，“四调”花了三年时间。从我编写的相关文章，只看标题就足以让人惊叹：“半夜，帐篷被狂风刮走”“抱着大树过夜”“泥石流突袭，我们惊险逃生”“被关在山上，悬崖上过夜”……

“四调”队员朱云东，背上背着的，还有沉甸甸的昨天吗？今天，他用优秀巡护员的光荣称号，回答了所有关爱他的亲人和朋友。在2012年，我采访“四调”时，已经有人告诉我，“小朱的爱人给他生了个很可爱的女儿。”

我与小朱碰杯后，问道：“女儿怎么样？”

他红光满面，举着酒杯，兴奋地说：“女儿乖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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