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苦斗五十年 成都与钩体病的战“疫”纪实

1977年10月，从事钩体病研究20多年的戴保民，在峨眉县胜利公社讲解钩体病的防治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画

卫生防疫站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卫生宣传资料图

自人类存在以来，病毒就与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千百年来，人类不断与病毒抗争，历史上关于流行病的文字记载比比皆是。传染、恐慌、死亡，即使是在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大规模暴发的疫病也常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

成都平原：战“疫”常常打响

自古以来，成都平原因土壤肥沃、经济繁荣，一直被称为“天府之国”。然而在富饶与宁静的背后，战“疫”常常打响。天花、霍乱、痢疾、伤寒，这些如今已经被人类充分认识的流行病，在上个世纪以前，给人类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一有时疫，依然听天”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下，依靠专业的医师团队与科学疗法，人们发起了对传染病的“预防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那些“老面孔”逐渐消失：1953年，成都消灭了回归热；1955年消灭了黑热病；1959年，天花也被消灭，而在之后又控制了乙型脑炎、伤寒、白喉、麻疹等疾病。

但传染病，并未就这样轻易地远离人们的世界。

钩体病，一种由不同型别的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曾在过去的50年间，多次侵扰成都人民。

“钩体病”登场：潜伏在水源和土壤中

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夏秋季节，水田劳动是常见的画面。而钩体病菌，便悄悄地潜伏在人们劳作的水源和土壤中。

据《邛崃县志》记载，上世纪30年代，邛崃曾爆发过一种奇怪的疾病：“1937年夏末秋初，临邛县(即今邛崃县)临济乡发生‘马虚寒’流行，发病百余例，死30余人。”

“马虚寒”是什么？在当时人的眼中，想必不太清楚。同时因为医疗条件有限，相关病例也没有得到妥善的救治。但人们还是通过经验感知到，这种病与种稻劳作相关，因此也把它叫做“打谷黄”。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新型疫病再次袭来。1954年，温江县永兴乡有人罹患“马虚寒”；1955年，双流县“马虚寒”局部暴发流行，近100人发病，死亡40余人。

与此同时，医学专家对四川地区的医学考察也在进行。1957年，北京中苏友谊医院和四川省卫生防疫站在犍为、夹江等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而在犍为的疑似病人体内分离到一种“钩体病株”，从病原学上，初步证实四川有“钩体病”存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将钩体病与“马虚寒”联系起来。而这种忽视，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58年夏季，温江地区大量种植双季稻，然而天公不作美，在早稻成熟期连降大雨，稻田积水。为了抢救生产果实，全区机关干部，中、小学师生，城镇居民和公社社员组织“大兵团”收割早稻，抢栽晚稻。人群在疫水中长时间劳作，不知不觉感染了病菌。

当年7月，温江县清平乡爆发传染病。这种疾病以高热、畏寒、头痛为基本症状，重者有咯血现象。数日后，竟有500余人发病。至8月，疫情波及温江县的12个乡镇，病人增至1173人，死亡32人。到9月4日，该病在双流、蒲江、大邑、华阳、邛崃等县的140个乡镇爆发，病患达9810例，131人因大咯血死亡。

“钩体病”战争：爱国卫生运动提上日程

疫情发生后，中共温江地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部署防治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也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疫区，调查病因，研究对策，抢救病人。

由于病势前所未见，专家们并未作出准确的判断，初步诊断为“流感”，又诊断为黄疸型肝炎，继后又疑诊为肺鼠疫。

尽管病因未明，但疫情的发展不容拖延。为了阻断传染，当地采用了“隔离”的老办法。

一是进行交通管制。1958年8月，各地成立交通检疫组，实行县与县、乡与乡严密封锁。与此同时，成都地区成立了防疫指挥部，并在成都至温江、成都至新津两大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组，一切车辆及行人均须经过检查和用漂白粉液消毒后方可放行。

二是设立临时检疫机关，排查病例。当地政府在学校、旅馆、茶社和社队办公室设立临时治

疗点（站），隔离治疗病人，医防人员走村串户，逐户调查，发现病人，立即就地隔离治疗。

种种努力之下，疫情发展初步得到了控制，人们也重新开始寻找致病因子。而早在调查过程中，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陈廷祚教授就曾指出该病症状与无黄疸型钩体病相似，但并未得到防疫会议的认定。

直到9月，卫生部派来以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深入疫区调查研究后，始确认为钩端螺旋体病流行。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在卫生部的指导下，地方上开始采用一些新办法应对疫情。“隔离”举措被迅速取消，以灭鼠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提上日程，医护人员采用青霉素等药物治疗病人，终于在当年10月，使疫情得到控制。

在这次大流行后，“钩体病”被列为省内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1958年10月，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试制成功“钩端螺旋体多价菌苗”，经在双流县疫区试用，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

“钩体病”二度来袭：代价与新生

然而，经此一役，病毒并未彻底清除。1966年，“钩体病”二度来袭。

1966年夏末秋初，成都平原因洪水成灾，“钩体病”再次大范围流行。崇庆县、温江县、郫县、蒲江县各县爆发，成都城内东城区、西城区、金牛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的发病率也达4‰。经过全力防治，疫情才得到控制。

数据是惨痛的。自1958年至1989年间，温江等10县共发生“钩体病”137882例，死亡1032人。

从全省来看，1958年至1983年，累计发病40多万，病死率为1.27%。全省193个市、县中162个市、县有疫情报告，其中经血清学和病原学证实的疫区有143个市、县，占88.3%。这种新型传染病，可谓席卷了成都平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由于此病多发生于秋收农忙季节，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都把“钩体病”防治作为大事列入议事日程，采取培训防治人员等积极措施，使患者得到就地治疗，减轻了此病的危害。1988年，温江、邛崃两县列为全省“钩体病”长期监测点。从此之后，“钩体病”的发病率才逐年下降，逐步到可控的水平。同时，“钩体病”实现可防可控，还要归功于防疫体系的完善。

1984年，成都市总结以往漏报疫情的经验教训，制订了疫情报告必须遵循的具体要求。198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布，成都市按规定于同年9月1日起执行，对传染病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钩体病”只是人们战“疫”的一个缩影。得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科学地对抗各种疫情。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病毒也常常以新的面貌出现，我们无法坦然地说，人类已经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新疫情的挑战。

但是，每当疫情出现，人类总是以不畏牺牲、齐心协力的精神与疫情顽强抗争，所以人类一次次地战胜了疫情，走到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新冠肺炎战“疫”中，平凡而伟大的人类依然会是最后的胜利者！据《成都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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