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里的成都（7） 成都城门多 风雅英伟之士更多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 马千笑/手绘

在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之间，有一块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因成都位于平原之中，故称“成都平原”。由于它是岷江、沱江等八条河流冲积扇联缀而成，故而水网密布，冠于四川其他地区，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低洼、地下水位高、下湿田集中的主要原因。在古蜀时期，更是河道纵横，水患连连，号称“卑湿之地”。

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展耕地，就需要有一个与水争地、辗转迁徙的漫长过程。于是自开明一世起，至五世止，蜀人屡屡迁移，从郫县徙治新都，接着向南搬至广都（今成都双流区），最终在开明九世又折返成都。整个开明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都呈现出新都、广都、成都（并称“三都”）这样一条迁徙、治水、择都的弧形路线。

大城九门 少城九门

秦国吞并开明王朝之后，成都新城的修筑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蜀地土惟涂泥，古难版筑”（《全蜀艺文志》卷三七段全纬《城隍庙记》），新城是屡筑屡颓，一段城墙刚夯好没几天就垮了。看来，四正四方的格局是不可取了，只能“顺江山之形”（赵抃《成都古今集记》），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而筑墙。公元前311年，城成，史称“大城”。其形如龟，非方非圆，东西狭而南北长，大体为一不规则之长方形。书缺有间，我们今天只知道它的北门叫做“咸阳门”，其余门数及名称皆不可考。紧邻大城之西，又筑有“少城”，少者小也，规模小于大城，并以大城西墉为东垣。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东西二城相互倚背之势，西者又为东之前卫。

西汉“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华阳国志·蜀志》这句话表明，到公元前115年，成都城外又修起了“郭”。郭，外城也。外城也有墙和门，其见诸记载者有所谓“小雒郭门”。

元始二年（公元2年），成都有七万六千余户，次于长安，逾于洛阳。就人口而言，成都已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城市。公元前115年左右，应该比此户数少不了多少。加上盐、铁、铜、蜀锦、漆器等产品畅销各地，成都又与洛阳、邯郸、临甾、宛齐名“五都”。人口增多，百业繁盛，少城西南已发展为南市，城外所增之街巷必多，故有建郭的必要。

外城之内，西为少城，共有九门，东为大城，亦有九门，此之谓“十八门”。少城城门今可考者只有南面三门：最东的叫“阳城门”，左思《蜀都赋》“结阳城之延阁”即是；次西曰“宣明门”，其门楼即著名的“张仪楼”；最西的是“市桥门”，因正对市桥而得名。大城城门今可考者有二：一为北面二门之“咸门”，即“咸阳门”；一为南面之“江桥门”，因正对江桥而得名。

扬雄追慕司马相如

成都不但城门多，风雅英伟之士亦复不少。《华阳国志·蜀志》载：“蜀自汉兴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而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闼，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公孺训诂玄远，何君公谟明弼谐，王延世著勋河平。其次，杨壮、何显、得意之徒恂恂焉。斯盖华、岷之灵标，江、汉之精华也。故益州刺史王襄悦之，命王褒作《中和颂》，令冑子作《鹿鸣》声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为郎。”

常璩应该很满意司马相如之前的这段总评，所以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篇又重述了一遍，只稍稍变换了几个词而已：“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恺元之畴，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戋戋于梁、益之乡。或迺龙飞紫阁，允陟璿玑；亦有盘桓利居，经纶皓素。”大意是讲：汉朝开国以来，蜀地人才济济，为历代明君所赏识。于是，聘书和聘礼纷至沓来。这些人才有的官运亨通，有的却隐居不仕。

“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游京师，善属文，著《子虚赋》而不自名。武帝见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世。\’杨得意对曰：‘臣邑子司马相如所作也。\’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帝悦，以为郎。又上《大人赋》以风谏；制《封禅书》，为汉辞宗。官至中郎将。世之作辞赋者自扬雄之徒咸则之。”司马相如是成都有史以来凭卓绝文采显贵于京师的第一人，其生前身后事已见《成都晚报》2017年8月4日城史版《卓王孙最终接受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4月13日城史版《司马相如魂归何处？》等文，兹不赘。

扬子云即“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初与刘歆、王莽、董贤同官，并至三公。雄历三帝，独不易官，年七十一卒。自刘向父子、桓谭等深敬服之。其玄渊源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吴郡陆公纪尤善于《玄》，称雄圣人。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年九岁而卒。”此为《先贤士女总赞上》中的扬雄小传，常璩借《左传》“齐圣广渊”四字总评之。“齐者，中也，率心由道，举措皆中也。圣者，通也，博达众务，庶事尽通也。广也，宽也，器宇宏大，度量宽弘也。渊者，深也，知能周备，思虑深远也。”这个高度的评价和“圣人”之称倒是相当匹配的。扬雄厉害，连次子扬信（字子乌）也是神童。他七岁就能协助扬雄写作《太玄》，可惜天畀其才而啬其寿，九岁便夭折了。

严君平即“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杜陵李强为益州刺史，谓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见，不能屈也。\’强以为不然。至州，修礼交遵，遵见之，强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叹曰：‘扬子云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称之曰：‘不慕夷，即由矣\’；‘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对此小传，留到《〈华阳国志〉里的成都（8）》再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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