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琴台路夜景。谭曦摄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
琴台故径位于成都百花潭公园附近,据说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关。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西汉辞赋家。少好读书、击剑,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到了梁国,写下著名的《子虚赋》。后来,赏识他的梁孝王死了,他只好回到成都闲居。
闲居期间,司马相如到临邛看望好友王吉,正好遇上大财主卓王孙宴客。司马相如在宴会上即兴抚琴,吸引了躲在垂帘后面窥视的新寡卓文君,写就了古代成都经典的爱情故事。但要卓王孙把女儿嫁给穷书生,他会同意吗?
卓文君随即跟着司马相如私奔。后来,他们又回临邛开了一家小酒馆,这就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传说。卓王孙因为面子上过不去,承认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关系,并周济他们。生活上无忧无虑后,司马相如又想到了官场。恰时,汉武帝下诏,召其回朝为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分别,一去经年,杳无音信。
在成都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徜徉过多少次,我已记不清楚了。这条街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琴台故径。为什么总是不知不觉就来到这里?
琴台故径其实没有琴台,但肯定与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关。既然称其为故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否从这里走过?对那段遥远得已看不清面影的历史,我也知道得不多,甚至比成都人知道得还要少。
不过,有关琴台的话题,我倒是早在一篇小说里提到过:成都之西有一处奇景,相传为抚琴台,有人说它是司马相如弹琴的台,有人又说是诸葛亮抚琴之处。到了“民国”初年,已没有丝毫流风余韵,成了荒凉的乱坟冈。直到发现了前蜀皇帝王建的墓,方知那个被人们美化为琴台的土丘是永陵。
这与真正的琴台完全是两回事。那么,琴台旧址究竟在哪里呢?据有关专家多方考证,琴台原来就在百花潭附近。可惜早已夷为平地,没有一个像永陵那样的土丘可聊供后人怀想。
所以,每次从这条老街走过,就会想起,曾经,有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和一位美艳过人的少妇,用大概和我们差不多的步履从脚下的这条小街走过。而且,成都还有一个驷马桥,据说也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有关。
通过琴台故径,我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对中国才子的塑造,大体不离“风流儒雅”四个字。因为是才子,儒雅自不消说,“风流”则必与一位红颜知己有关。如唐寅,本是西湖边一位卖字画的穷书生,愣是弄出一个“三笑”的故事,一出“唐伯虎点秋香”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把古人的爱情生活“写”得戏味十足。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比“三笑”早得多。当然,秋香未必真有其人,那是剧作家虚拟的一个人物,一个让人喜欢的人物。卓文君不但有名有姓,有住址,就连其家世也写得清清楚楚,似乎容不得人怀疑。而司马相如的名字则见诸史册,在文学上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
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汉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到梁国,写下著名的《子虚赋》。赏识他的梁孝王死了,他回到成都闲居。
事情似乎还得到临邛才说得清楚。古临邛现在已改名为邛崃市,大概缘于四川有一道邛崃山脉。
10多年前,我来到邛崃,那时邛崃还是一个小县城,没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又过了几年,我再次来到邛崃,到酒厂参观,发现厂里有一口井叫文君井,有什么留题,记不得了。只记得是用一种红砂石砌的井栏,很“古”的样子。
从戏文里,我们知道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是临邛县城的大财主。大财主与当地官员一般都有交往,卓王孙认识时任临邛县令的王吉,一点也不奇怪。
王吉与司马相如是好朋友。司马相如闲居成都,到临邛看望王吉,正好遇上卓王孙宴客,王吉自然是贵宾。贵宾的朋友来了,当然不能怠慢。就这样,司马相如又认识了卓王孙,并成其为座上宾。
也许,大才子还不怎么看得上大财主,这种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读书人的清高,让司马相如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矜持。经王吉这位当地最高行政长官“隆重推出”后,司马相如在宴会上即兴抚琴。
琴声传入后院,新寡的卓文君正在娘家修养身心,乍闻琴声,精神一振,唤过丫鬟一问,方知是大才子司马相如来了,便款步来到垂帘后面窥视。此时,司马相如正倾心弹琴,身子随着音符摇动,姿势潇洒极了……许久,相如偶一抬头,发现门帘里有一窈窕身影,正定定地注视着自己。
也许,他当时会略略分神,琴声也有点乱了。也许,他会弹得更投入,琴声更好听了。那一切不可能重现,重现的只能是传说和戏剧笨拙的模仿。
我曾经很佩服司马相如,觉得他在追求爱情和幸福方面有办法,一曲悠扬悦耳的琴声,就让卓文君动了心。
在此,我想说说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这位财主之富裕,可能会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史记》记载,他仅童仆就有800人。我不知道这种计算方式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一个家庭需要有800童仆来照顾饮食起居,那样的生活真可谓是极尽奢华了。
如果卓王孙还开办有什么作坊,生产什么,这800童仆是否包括生产工人呢?如果是这样,在今天看来,其生产规模是不算大的。但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一家大规模的集团公司了。
卓文君隔着帘子相中了如意郎君,便芳心暗许。可她知道,这件事万万不能让父亲卓王孙知道。卓王孙是大财主,是干实业的;司马相如只是一介书生,书生穷啊!但书生又颇自负,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希望有朝一日,有帝王相中其文采,皇上一高兴,便可加官晋爵,那是一般财主不可比的。可读书人的毛病往往在于,尚未发迹时——即一肚子文章还未找到买家时,好像这笔生意就已经做成了似的,普遍有一种“透支”心理。“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卖得成卖不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司马相如虽然得到过汉景帝、梁孝王的赏识,但他目前的处境实在不怎么样。卓王孙对他恭敬,一是看王吉的面子,再者,司马相如还算有名,一般商人都好附庸风雅,一起谈谈诗没什么,一起喝喝酒也没什么,但要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穷书生,肯定不会同意。
可读书人有的是办法,能够借助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司马相如发现了帘子后面的卓文君,一曲之后,马上换了曲调,弹起了那曲著名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书上说:“相如以琴心挑之。”那么,他到底是用哪一曲《凤求凰》赢得卓文君芳心的呢?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
据说,真正的《凤求凰》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疑为后人伪托之作。有人说,这首琴歌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首歌词吧。从字面上看,“永为妃”还算是正正经经在求爱,在表明心迹。如果按形象思维去想象一下,“交情通体”是不是有点太具体了?而“中夜相从别有谁?”这不分明是在叫人家跟他一起私奔吗?
我想,不排除是后人根据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写的,伪托者把著作权无偿让给了司马相如。
所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书籍都一笔带过。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驰奔成都”,也就是私奔了。两人到了成都,开头一段日子,大概还是过得不错的,但到底撑持不了多久。不但司马相如穷,身为富家千金的卓文君也跟着受穷。
我不知道卓王孙得知女儿与人私奔后有何反应,但在气头上,一般会采取不承认、不周济的态度,可能还会责骂几句。但司马相如接下来做的,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针对卓王孙的,不但要迫使卓王孙“承认”,还要“周济”。
私奔后,卓文君又出现在临邛。她没有回家,而是与司马相如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酒馆,这就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传说。
千百年来,很多人把这个故事奉为佳话。为了爱情,富家千金卓文君居然能够素面朝天地当一个小酒馆的女掌柜,而大才子司马相如则放下架子当起了小伙计(或兼堂倌),并负责清洗酒具。
司马相如真的是为了爱情吗?如果是为了爱情,他们已经结合,本可以就此长相厮守。虽然是通过私奔这种方式,但相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说到底,还是为了钱,是冲着卓王孙的财产来的。可是,开酒馆的开酒馆,做财主的做财主,这与财产有什么关系呢?
司马相如开酒馆的目的,就是要向卓王孙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岳父大人啊,您是对的,文君确实不该嫁给我这样一个穷书生。可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不可更改了,她现在正跟着我受苦呢,只能靠开小酒馆为生了。下一步怎么办?您老看着办,您总要给自己留点面子吧!”
本来,家财万贯的卓王孙之女居然当垆卖酒,这就是一种“沦落”,作为父亲,面子上肯定不好看。司马相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让文君“抛头露面”,迫使卓王孙就范。否则,天下能开酒馆的地方多的是,何必一定要开在临邛呢?至少可以说,司马相如这一做法的动机“可疑”。
后来,事情的发展,应该是完全按照司马相如的设想实现了。卓王孙承认了他和卓文君的关系,也周济他们了。卓王孙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书上没说。反正后面有一个财主岳父“罩着”,足够小两口回成都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了。
我想说的是,卓王孙是一个商人,商人尚且要“面子”,司马相如作为一个读书人,却把“面子”收了起来,用一种近乎无赖的手段,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此追求爱情,无可厚非;如此追求幸福,我是怎么也佩服不起来了。
倒是卓文君,为了爱情,不拘贫富,不惜私奔,让人不能不有所感动。
我再一次来到琴台故径。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著名的街道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不过是为了纪念的一种“假借”。这样的人文景观,在旅游业发达的今天,已司空见惯了。就像我写这篇文章,也需要一种“假借”,必须要有一个切入点,所以我选择了琴台故径。
生活上无忧无虑了,司马相如又想到了官场。作为读书人,而且是颇有知名度的读书人,不去官场走动走动,就算是“虚度此生”了。
正好,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即位不久的汉武帝读到了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深为赞赏,下诏来召。司马相如收拾行囊,与卓文君依依暂别,离开成都去京城。这对赋闲在家的司马相如来说,是一次机会。既然是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他希望这次面见汉武帝后,能再次步入仕途。
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是,面对人生的“柳暗花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离愁别绪之外,还有那么一点点窃喜。因为这次离别,毕竟不同于“前途未卜”,皇帝召见像他这样一位知名的读书人,肯定不是什么坏事。但离愁还是有的,卓文君送司马相如到了城北桥畔,便下马道别。司马相如大概又讲了一些进京后的打算,忘情处,指着桥说:“不高车驷马不过此桥!”
这座桥后来被称作驷马桥。何谓驷马?这同当时官员的坐轿有关,“高车驷马”,即4匹马拉的大车,其装饰肯定算得上豪华,关键是得有相当地位的官员才能乘坐。司马相如这番话,一是表明从政志向,还有就是向妻子描绘人生的美好蓝图。这对卓文君来说,也是一种慰藉。
司马相如一去经年,杳无音信,那时的通信条件自然不能同今天相比。但道听途说,卓文君知道司马相如因为写了一篇《上林赋》献给汉武帝,蒙其喜欢,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西汉朝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控告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任孝文园令,此后他常常称病闲居。
传说司马相如离开成都五六年后,才寄回一封家书。卓文君当时肯定是如获至宝,拆开一读,信上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13个数字。卓文君何等聪明,不由疑云重重:数字中没有“亿”,是否表明司马相如已经对她无“意”了呢?她当即复信: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三四月,却谁知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
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榴花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黄,我欲对镜心意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卓文君的回信依然是用数字连成的一首诗。司马相如看了好几遍,越看越感到惭愧,越觉得对不起对自己一片痴情的妻子,终于用驷马高车,亲自回成都把卓文君接到了身边。
传奇的故事讲究一波三折,这样可能会更吸引人。无论是否有此一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经过戏剧舞台的渲染,早已成为古老成都爱情的化身。
成都,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巍峨的城郭看上去也不再是那样冷冰冰的,有了一种无可言喻的人情味。而且总是会让人不时产生一种时空错觉,阳光下的琴台故径,依稀还能听到悠扬的琴声,看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身影。 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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