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战国船棺 再现开明王朝

历次出土的巴蜀印章

2017年初，著名的“成都矛”在蒲江出土

蒲江船棺出土的玉璧，带有明显的楚系玉器的特点

盐井沟有60座船棺，是少见的大型船棺群

一块船棺盖重达三百斤，需要几个壮劳力才能抬动

探秘天府文化（1）

战国年间，一种叫船棺的葬俗在四川盆地很是流行，所谓船棺，是将死者置于一条船形棺木中，希冀他们的灵魂能随着河流到达彼岸。2016年9月到2017年初，一处规模庞大的船棺遗址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被发现。谁是它们的主人？这些载着魂灵的船儿又将驶向何方？

一叶扁舟 抵达灵魂的彼岸

在蒲江人看来，盐井沟是个神奇的地方，几十年来，这里发掘过无数的古墓，也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2016年9月，盐井沟又传来消息，一处规模庞大的船棺群被发现，50余副船棺有望创下中国考古新纪录。盐井沟源头位于蒲江城南长秋山一条山沟中，溪水弯弯曲曲流进蒲江县城，后来溪水干涸了，老百姓仍把溪水曾经流淌的地方称为盐井沟。

我来到盐井沟时，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场地已被揭开，地上排列着20余座古墓，大多呈东北—西南走向，不远处划出一个个狭长的长方形，那是尚未发掘的区域。墓地中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蒲江县文管所正对M16号墓进行清理，工人在棺盖绑上麻绳，六个汉子一起用力，才将重逾半吨、长约7米的棺盖抬出墓穴。白玉龙蹲住一旁，仔细打量着棺中文物，厚厚的淤泥中，一把柳叶剑露出了半截，在棺身中部，他又发现一大把箭镞，箭头依旧闪着寒光，仿佛刚从器械库拿出来一般。这座古墓还出土了弩机、铜钺、铜矛等兵器，如同一座史前兵器库，墓主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看得出来，他曾经是位剽悍的武士。白玉龙是成都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曾参加过成都商业街船棺、蒲江飞龙村船棺的发掘。

邻近的M28号墓就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了。棺室中，一件“V”形铜璜半掩在淤泥中，表面的斜线纹隐约可见，璜是商周时期王公贵族的配饰，铜璜则是西南少数部族模仿玉璜制成的；另一件圆形铜铃中塞满了泥土，四川战国时代的铜铃常用作杖首，下接木杖，可能是巫师或者部落首领的权杖。木棺角落散落着七八个圜底陶罐，棺盖早年坍塌，陶罐已四分五裂，淤泥填塞其中，使得陶罐看起来尚保持了昔日的形态。

更多墓葬已经完成了清理，一具具庞大的木棺暴露在长方形墓坑中，由于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之久，早就碳化为珍贵的乌木。木棺无一例外，均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其做法是将楠木截头去尾，只留取中间一截木料。将木料去掉三分之一，刮掉树皮后用作棺盖，再将剩余部分中间挖空，形如船舱，最后将一头凿出弧度，有如船头。这样的墓葬，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为船棺。

俗话说，“北人骑马，南人乘船”，北方平原纵横，适合马匹奔驰；南方河道密布，有利舟楫航行。以船棺下葬，自然是南方滨水而居部族的习俗，他们生前在水边生活，死后也希望以一叶扁舟抵达灵魂的彼岸。中国船棺分布于福建、江西、四川，而在世界范围内，船棺在东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洋洲东部的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群岛，美属萨摩阿群岛都有发现，在萨摩阿群岛，部落酋长死后被放入特制的船棺中，尔后推入海中任其漂流。

中国古代船棺可分为岩葬与土葬两种类型，岩葬流行于福建、江西山间，福建武夷山九曲溪沿溪岩洞中分布着几十具船棺，可能是古越人的葬俗。土葬船棺目前仅见于四川，说是土葬，其实往往也在河边下葬。墓地北部一条形地带呈灰白色，与周围泥土颜色迥异，这是古河道的痕迹，船棺过去是葬在水边的。一场汹涌的洪水使得古河流改道，淹没河岸，船棺也就永远被封存在了地下。

盐井沟一件青铜矛上，有线刻的“成都”二字，这也是首次在成都战国遗址中发现“成都”字样。这件珍贵的成都矛，似乎也验证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开明九世（一说开明五世）梦见城郭在移动，遂把都城迁到成都，也把宗庙迁了过来，并仿照周人迁都“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取名成都。从那以后，这个名字就深深烙在了这片土地上，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更改过。

全国之最

第十次在蒲江发现船棺

自1954年6月在广元市昭化镇宝轮院发现船棺以来，船棺就跟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在荥经县、大邑县、绵竹县、新都区、郫都区、什邡市以及成都市区有所发现。有意思的是，船棺在其他地区只是零星出土，在蒲江县却如家常便饭，算上这次，已经是第十次了，这也使得蒲江成为四川乃至中国船棺最为集中的地方。

船棺第一次在蒲江发现要追溯到1975年，鹤山镇飞龙村10组有农民种地时挖出一块乌木，文化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一看，原来是具船棺，并在附近农民家中征集到一把柳叶剑。

1981年秋天，同样在飞龙村，村民刘子贤修沼气池时挖出一具船棺，棺中随葬铜钺、铜凿。1982年8月，在距离此墓不到一米的地方，村民又发现两座船棺葬，其中2号墓为合葬墓，一具长7.06米、宽约1米，另一具长7.18米、宽1.08米到1.44米，墓中出土了铜钺、铜凿、巴蜀印章等青铜器。

2006年12月，距离本次发掘直线距离不到500米的安置小区工地上，工人施工时又发现3具船棺，其中一具出土了铜壶、铜敦、铜鍪、铜矛、铜刀、铜削、铜戈、铜盆、铜胄、铜铃、铜璜等数十件青铜器，以及木蓖、木梳、木案、木凳、木柄、木架、竹编筐、竹编笆、圆漆盒等生活用具，还有一块谷纹玉璧，带有楚国玉器特点。墓中还随葬一只木桨，长208厘米，通体髹黑漆，以红漆彩绘卷云纹，也许在墓主看来，带有漆桨的船棺更能驶向灵魂的彼岸。

就在2016年8月，鹤山镇蒲砚村又发现5具船棺，船棺已破损不堪，但仍出土了铜钺、铜斤，以及蜻蜓眼琉璃装饰品。大约公元前十世纪，蜻蜓眼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种工艺品在琉璃上镶同心圆，如同蜻蜓的复眼，因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由商贾带入中国，深受王公贵族的喜爱。曾侯乙就是蜻蜓眼的狂热爱好者，他死后带入173只蜻蜓眼随葬，这些蜻蜓眼是古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

不过，此前船棺在蒲江都是零星被发现，最多也不过5座，而此次船棺群的数目与规模都堪称蒲江之最。盐井沟船棺的年代，被定为战国晚期，白玉龙与同事希望在这里发现更多材料，来解决船棺的来源、族属等诸多问题。

来自荆楚

逃亡部落的宫廷政变

随着越来越多的船棺得到清理，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白玉龙的注意，船棺底部与棺盖都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膏泥。白膏泥是一种黏土，由于黏性大、密封性好，有很强的防腐作用，常常被长江流域的楚人用来保护墓葬。考古学上，白膏泥的发现通常被认为与楚文化有关。

这并非偶然，楚文化的痕迹在四川历次船棺发掘中屡有发现，又以1980年发掘的新都马家大墓最为典型，大墓为木椁墓，椁室之中有具船棺，椁室由三十四根长楠木与十二根短楠木叠砌而成，这是楚墓的常见做法，墓中的铜敦是典型楚国青铜器，一件铜鼎器盖上刻有“邵之食鼎”四字铭文，邵（同昭）与景、屈同为楚国大姓。

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令人想起史书中关于蜀王鳖灵的记载。《蜀王本纪》记载，古蜀历史上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位先王，鳖灵本是荆楚之人，举族迁徙入蜀，称丛帝，创立开明王朝。

大约春秋时期，荆楚一带的鳖灵部落，为逃避楚人追杀，沿长江逆流而上，逃亡到成都平原，被蜀王杜宇任命为丞相。此时一场汹涌的洪水袭击成都平原，鳖灵领着蜀人治理滔天的洪水，杜宇却在宫中与鳖灵之妻私通，东窗事发后羞愧不已，将王位禅让给鳖灵，鳖灵即位，定国号为开明。

大多数学者相信，所谓禅让只是史学家的溢美之词，真实的历史则是鳖灵通过一场宫廷政变夺得了王位，历史上的楚人常有弑君夺权之举，不知道这只是巧合，还是荆楚之人流淌着反叛血液使然——鳖灵是荆楚一带的部落，自然会打上楚文化的烙印，这个逃亡的部落即便两手空空，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他们的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春秋时期，船棺在四川还只是零星分布，规模不大，墓中随葬品也很简陋；战国年间，船棺已几乎遍布四川盆地。鳖灵夺得王位后，将子孙分封到各地为王，公元前316年联合巴人造反的苴侯，就分封在广元一带。船棺的分布范围，或许就对应着开明王朝的疆域。

既然船棺与开明王朝有关，为何独独在蒲江县境内发现了如此多的船棺呢？答案可能是食盐。蒲江地处茶马古道要冲，自古盛产井盐，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开蒲江盐井二十所，设置盐官，宋代还曾设立盐井监，管理盐政，境内现存金釜、茅池、独孤、百家、大王、小王、金丝、琉璃等盐井二十多处。金釜盐井地处光明乡金花村官帽山下，井口以方形石板砌成，村里的牛羊打这里路过，都会跳到井边喝卤水，怎么也拉不住，老人说，它们是在补充盐分呢。邻近的村落十多年前还用土法制盐，在房顶铺上竹枝，将卤水淋在上面，经过一段时间风干晾晒，卤水中的盐分在竹枝上结晶，收集起来便足够家用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蒲江十次发现船棺，都集中分布在鹤山镇与白云乡，且从地形看都在盐井沟中，从地名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与盐有关的地方。也许，蒲江曾是古蜀国重要产盐区，开明王朝分封王侯驻守在此，以保证食盐源源不断运送出去，自古以来，食盐便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历代王朝最感兴趣的资源。

亦武亦文

柳叶剑与巴蜀印章

春秋战国年间，中国大地上群雄割据、交相攻伐，开明王朝虽偏安一隅，恐怕也难享太平。盐井沟出土文物以兵器为主，几乎一半船棺中都有发现，如果排除女子之墓，恐怕当时男子都要配备兵器。兵器种类繁多，有剑、矛、戈、钺、刀、箭镞、弩机，又以柳叶剑最为独特，此剑不铸剑首，茎部有穿孔，夹装木条固定，再缠以麻绳，M32号墓柳叶剑剑柄上的麻绳尚清晰可见；M39号墓主，死后居然带了三把柳叶剑长眠。

柳叶剑剑身下部铸有手心纹、鸟纹、虎纹、蝉纹图案，剑身铸刻黑色或银色纹饰，形如虎斑，故得名“虎斑纹”。这些奇怪的“虎斑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一直是个未解之谜，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姚智辉先生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出“虎斑纹”成分为含锡的铜合金，推测采用了热镀锡工艺。经过这道工艺，柳叶剑更具韧性，极耐腐蚀，许多柳叶剑出土时依旧光亮如新、锋利无比，春秋战国时期越剑、楚剑均为天下名剑，谁能想到，古蜀人也是一些铸剑好手。

当秦、楚两国的战车在平原上冲驰酣战时，在河流纵横、高山林立的四川盆地，蜀国军队仍然依靠强健的四肢翻山越岭，跨江涉水。与中原式铜剑不同，柳叶剑短小灵活，形如柳叶，注重近身的刺杀，是短兵相接时的绝佳武器。

两千多年前，开明王朝的武士提着柳叶剑、扛着铜矛、拿着弩机走出四川盆地，加入到逐鹿中原的行列。鳖灵之子卢帝亲率蜀人北上，一度越过渭水，取得军事重镇南郑（今陕西南郑）。公元前451年，秦人偷袭南郑得手，蜀人不甘心，历经十年鏖战才将南郑艰难收复，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为“南郑反”。

庞大的地图似乎带给过古蜀人难言的幸福和快感，这种快感在与楚人的战争中依旧得到延续。公元前377年，许是为报先祖鳖灵被追杀之仇，蜀人东征伐楚，一路高歌猛进，占得兹方（今湖北松滋）。这场战争的胜负，史料并无记载，想来剽悍的楚人也不会容许蜀人在家门口撒野吧。

另一些文物显示蜀人并非只是些赳赳武夫，他们甚至可能拥有独立的文字体系。盐井沟许多船棺都出土了一种青铜印章，单M2号墓就有两枚，都如一元硬币大小，一枚左边是汉字的“王”字，右边是两颗心脏与火焰图案；另一枚左右各有汉字“十”“王”，中间夹着火焰与树形图案，下方是一把铜削。1998年，蒲江县还出土过一枚珍贵的鱼形印章，张开的鱼嘴、肥硕的鱼身、燕尾式的尾鳍上翘，印面有十字界格，将图语分成四部分：一条正在吐丝的蚕与一条鱼，汉字的“王”与火焰纹，一座山与三蒂纹，一只倒立的铎。

印章通常被认为是蜀人的族徽或官印，称为巴蜀印章，印章上的文字、纹饰叫巴蜀图语。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冯广宏老先生数十年来研究巴蜀图语，他认为既然汉字“十”“王”与图语一同出现在印章上，说明蜀人有文字，只是较为原始，停留在象形阶段而已。冯广宏还举了个例子，《说文解字》的“氏”字，许慎解释说，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中石头已裂开但还没坠落的状态，“氏”字既然被汉字借用，想来蜀地是有文字的。

船棺之王

走进开明王朝的宗庙

盐井沟船棺出土的文物，被源源不断送到成都文物保护中心，接受修复与保护。文物保护中心库房中还有一些庞大的船棺，它们来自商业街船棺遗址，在这里，船棺将经历脱盐、脱水、干燥、修复等步骤，最终进入博物馆展出。

商业街船棺发现于2000年7月29日，这天深夜，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大院机关食堂工地，工人在地下挖出几段巨大的乌木，他们想用斧头砍断乌木继续施工，却发现乌木中间是空的，一些色泽亮丽的漆器隐约可见。考古工作者闻讯赶到现场，意识到这是一处船棺合葬群，墓中有船棺9具，10米以上的4具，最长的一具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不仅国内船棺无可比肩，在世界范围内都找不到如此巨大的船棺。制造这些船棺的楠木，其树龄至少在500年以上。

如果说船棺是开明王朝族人之墓，商业街船棺墓主的身份显然更为尊贵。奇怪的是，棺中尸骨压在漆器、陶器下面，散成一堆，似乎最先不是埋藏在这里，而是迁过来的。凌乱的尸骨透露了一些信息：他们很早以前便辞世了，原本已经下葬，后来才挪到成都。这个推测，令我想起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的一段记载：开明九世（一说开明五世）梦见城郭在移动，遂把都城迁到成都，也把宗庙迁了过来。

商业街船棺曾经被盗，青铜器几乎荡然无存，残留的漆器却依旧透露着皇家之气。漆器有几案、床、梳子、瑟、虎头、编钟基座等等，间绘瑰丽奇异的龙纹、鸟纹、卷云纹，色彩艳丽，纹饰斑斓，由此可以管窥开明王朝漆匠精湛的手艺。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极为珍贵，只有王族才能享用，

墓坑周围的泥土基槽和木制基柱，围住了一块长38.5米、宽20.5米的面积，说明曾经有过规模宏大的建筑，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开明九世迁到成都的宗庙，庙中埋着开明王朝的列祖列宗，甚至包括王朝的缔造者——鳖灵。中国古代的宫殿，前为“朝”，是君王处理朝政、会见文武百官之地；后为“寝”，是君王生活、起居之所。君王死后，陵寝模仿生前的“朝”“寝”布局，称为“庙”“寝”，上方是宗庙，下方则是灵魂长眠之所，这便是《诗经·小雅》中的“庙寝奕奕，君子作之”。商业街船棺的格局与古文献中的庙寝制度非常相似，前有庙，后有寝，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处庙寝遗址，也将庙寝制度的时间提前到战国早期，有力地说明了开明王朝的宗教礼仪制度已达到了相当高度。

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分封到各地的王侯将相，还能回到都城，祭拜宗庙里的列祖列宗，看着一缕缕青烟拂过神道旁的石兽，其中自然也包括戍守蒲江的开明族人。安宁的生活在公元前316年戛然而止，这一年，苴侯联合巴人谋反，末代蜀王率大军攻巴，巴人节节败退，巴王遣使求救于秦。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率师伐蜀，经历了商鞅的变法，秦人的虎狼之师早已所向披靡，末代开明王兵败被杀，蜀王子安阳王率领三万蜀人远迁交趾（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越南船棺显示出与四川的强烈联系，或许便与此次迁徙有关。

盐井沟M1号、M2号、M26号、M49号墓中，都出土了秦半两，这几枚薄薄的钱币背后，却满是国破的离愁与苦楚。秦人入蜀后，开明王朝王公贵族或不屈而死，或屈辱投诚，蒲江的开明族人或许无奈选择了后者。他们小心翼翼地与秦人的虎狼之师相处，慢慢熟悉了秦国的半两，死后却依旧用船棺安葬，恪守着祖先的传统与部落的信仰。

大约在秦代，成都城里的宗庙轰然倒塌，一些船棺甚至被盗墓贼锯断，拖出了墓地，成群结队的耗子在夜晚倾巢出动，在神案上分享着奉献给祖先的礼物。再后来，一个个生硬的郡县取代了昔日的故国，一批批陌生的移民带来了中原之风，蜀人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离破碎，最终融入中原文化大潮之中。古老的船棺与王国的记忆被一同遗忘，直到二千多年后才被发现，那些载魂之舟，也再次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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