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1日,成都新都,来自南充的98岁抗战老兵陈海才(左)和来自成都的98岁老兵郑维邦(右)相聚。陈海才和郑维邦同属李家钰的部队,在山西抗击日军。 杨涛摄影
如今的东阳关隘口。肖翔摄影
第四站·山西
华西都市报特派记者肖翔山西黎城报道
2015年4月11日,山西黎城县东黄须村口。89岁的王晚成缓缓站起身,指着远处一片荒地喃喃地说:“那里就是以前的玉石桥,下面埋着的川军可多了。都是打东阳关那仗死的,川军打仗硬,我们都忘不了,可是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啊。”
4月30日,成都蒲江县文管所内,72岁的龙腾在他人的帮助下,注册了一个QQ号码,他要和外地的档案馆确认一名阵亡川军的身份。30年来,他一直在研究一支由蒲江人李家钰率领的部队,第47军。
77年前的1938年2月,在黎城县的东阳关上,这支川军与侵华日军展开了进入山西后的第一场恶战,阵亡2000多人,几乎全部埋在那一片黄土下。如今,能够确认名字的,只有100多人。
村民记忆
寒冬里川军还是草鞋单衣
抗战时期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的李廷芳,今年已经93岁了。当旁人在他耳边大声喊出“川军”两个字的时候,他马上坐直了身子:“川军这个事儿我记得可清楚,我可要好好访访(山西方言,‘说说\’的意思)。”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李廷芳几度哽咽:“川军那么远来打仗,苦啊。”
1937年,李廷芳刚16岁,高小毕业,因家里经济有限没有升学,准备留在乡里当一名教书先生。那一年冬天,已是零下10多摄氏度,东阳关下突然来了一支穿草鞋、单衣的四川部队。“还背着竹皮编的斗笠,除了长官,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人很客气。”
因为年纪相仿,李廷芳认识了一名20岁左右的士兵。两人认识的时候,这名士兵冷得缩起手脚,李廷芳端了碗粥让他喝,他感谢了很久才接下。他告诉李廷芳,他刚初中毕业两年,在家里排行老二,出川前只在成都军训了半年,就来了山西,“小日本要打过来了,长官们说了就是要死守住东阳关,回去论功行赏……”
很多年后,李廷芳才完全弄明白这名士兵的来历。他来自于第47军,因为是杂牌军,出川后不受待见,给养跟不上,连冬衣都很难保证。他们的军长叫李家钰,后来牺牲在抗战中,是抗战中中国军队牺牲的3个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
当时的东阳关人,对军队的印象不太好。这里来过中央军,孙殿英和鲍刚的部队,其间发生了一些明借暗抢的事情。川军来的时候,村民们都小心翼翼,加上语言不同,相互交流得少,都怕触了霉头。
过了一段时间,村民们发现,川军很老实。“什么东西都是公买公卖,纪律好,不乱进老百姓家里。”提到对川军的印象,李廷芳和王晚成说起了同一个事情。一次,川军一个司务兵向村民买调料,因为双方都没有零钱,村民决定少收点钱,但司务兵坚持足额付款。收了调料后,司务兵跑回营地,又跑回来,来回10多里路把钱补上。
到达东阳关的最初半个月,川军在附近村里借住一段时间后,整整一个冬天,村民都很少见到他们。后来,到山上捡柴的一些村民发现,川军在山上的阵地搭了很多窝棚,“用石头、木头还有玉米秆建的,晚上漏风。喊他们下来住,他们都不肯。”李廷芳说起这件事,声音有些哽咽。
当时的东阳关人并不知道,一场惨烈的战斗即将临近。那场战斗后,他们见到的这群士兵中,有很多人永远留在了这片山上。
装备极差
“丙种军”川军死战日军精锐
2014年9月,川军部分后代到东阳关拜祭时,当地村民自发在皇后岭上用石头垒起一个坟头。皇后岭延伸以北的一段区域,就是当年东阳关战场的中央阵地——天主坳。坟头遥遥对着山另一头的一段长城遗迹。
“70多年过去,很多事都被埋没了。但黎城的人谈起川军,都会提到7个字‘川军血战东阳关。\’”黎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广兴说。
对这场战斗,山西黎城县和四川蒲江县都有史料记载。东阳关那一场血战,开始于1938年2月,春节刚过。当时,奉命驻守长治的李家钰将47军辖下的178师安排到黎城县东阳关一带防守。黎城县地处晋、冀、豫3省交界,春秋时为黎侯国,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东阳关地势险要,一旦失守,日军将直接威胁长治,进而控制正太路和平汉线两条交通命脉。178师接到的命令是死守,下辖1061团、1062团、1063团分布在香炉峰、天主坳、老东阳脑3个阵地,阻击来犯日军。
1938年2月13日,日军进攻河北涉县。47军派出一个营增援,不想孙殿英部中途撤退,这个营寡不敌众,伤亡百人后撤退。一天后,川军组织突击队夜袭响堂铺,毙敌20人。2月15日,日军集中炮火开始向东阳关皇后岭阵地轰击。
来犯的日军是第108师团,装备精良,有伪军王英的部队相助,还有飞机、坦克掩护。李家钰的47军装备极差,被当时的军政部评为“丙种军”,每个团只有一个炮兵连,4门迫击炮,一个机枪连,4门重机枪。
战斗惨烈
预备队打光了勤杂兵上阵
从东阳关的皇后岭向下远望,是绵延向远方的309国道。当地民政工作人员段晓军说,这条路过去是古驿道,也是抗战期间,长治到邯郸之间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大路。皇后岭横亘在这条大路上,成为附近的制高点。久攻东阳关不下后,日军出动了飞机。
如今,在东阳关坟峧村附近的山上,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一段战壕,随着山脊绵延好几公里。当地老人郑晚云说,战斗激烈时,阵地上的马克沁重机枪响个不停。机枪需要水冷却,村民们把自家的水缸抬到阵地上,不断从山下担水上来支援川军。
《川军抗战亲历记》中,记载了时任1063团中校团副王杰才的一段战况回忆,其中提到:“16日早晨8时,敌机四架先后两次轰炸我阵地。敌炮排列十余处,每处两门以上,向我主阵地排射,阵地工事掩体多被摧毁,尘土飞扬,弥漫天空,枪声炮声震耳欲聋。”
在王杰才指挥的这一块阵地,先是1063团的杨孟侯营进行阻击,经过日军几次冲锋后,这个营已伤亡殆尽。随后,作为预备队的1062团罗功亮营又补上,很快也伤亡惨重。一些日军已经冲进战壕,王杰才手里没有了预备队,就命令指挥部的警卫和勤杂兵提枪上阵。
此时,阵地上的电话已经中断,师长李宗昉看到主阵地情况危急,命师部特务连连长率一个排增援,终于在关键时刻稳住了阵脚。
如今98岁的陈海才,当时还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是川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谈起当时的战况,他说:“日军的一颗炮弹下来,整个山头的草都被烧光了,士兵的衣服裤子也都被烧烂了。”他所在班一共15人,东阳关战役打完后,只剩下3个人。 (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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