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退出的基本都交给市场办

——专访蒲江县委书记刘兵

政府与市场，该如何找准位置？鼓励市场参与，市场究竟能参与到什么程度？

从工业园区、农业开发，到公共服务……在蒲江县，市场的因子几乎“无孔不入”。

□本报记者 王怀 张明海

蒲江，人口仅26.3万，位处成都市三圈层，地理位置不算优越。但近年来，联想集团来此种猕猴桃、国内第二家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在此落户、推崇一时的市场主导下的“寿安新城”开发模式……这个距离成都市区最远的县，正跃上成都市开放合作、改革创新的前沿。“凡是政府能够退出的领域，在今天的蒲江，基本上都已经退出了。”谈起对市场主体的培育与扶持，蒲江县委书记刘兵认为，关键是要思想解放，实现观念转变。

“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并不是简单地政府退出、市场进入。”

记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在对资源配置主导权上。蒲江是如何选择的？

刘兵：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并不是简单地政府退出、市场进入。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第二个是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型。政府越是从市场参与者角色中退出，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越能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在放宽市场主体进入领域、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上，我们探索的面很宽。

可以这样讲，凡是政府能够退出的领域，都已经退出了。在蒲江，你会发现，看项目时一定是市场主体方在介绍情况。工业上改革很彻底，园区这一块基本上全是市场主体在搞；农村新型社区已启动的43个项目，也全部都是市场主体。另外，我们在医院和学校托管上也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记者：政府退出后，又该如何“站位”？

刘兵：政府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甩手掌柜”，啥都不用管了。为什么引进市场主体，还有一个原因：政府不能也没有能力做到大包大揽，没有钱开发建设，就得引入市场主体。就比如寿安新城来讲，没有10个亿不敢启动。而引入市场主体，就得把城市开发的预期收益匹配给市场主体。对于政府来讲，它所期盼的就是税收、就业等效应。因此，市场主体帮政府解决了发展的问题，政府也得做好相应的配套和服务。我们的力量，主要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发展上面，以及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服务和有效监管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特别需要政府在规划上帮助把好关。现在的产业开发，都涉及到一个城市化相伴随的问题，都是搞产城一体。那么在这其中，政府不能缺位，市场主体的开发需要符合政府的产业规划，对于城市的建设，也是一样，需要政府站在城市发展的现实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来统筹规划。

“实践证明，寿安模式不仅走得通而且能走得远”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寿安新城，我们知道“寿安模式”被称为蒲江探索市场主导的一大亮点，能不能介绍一下？

刘兵：寿安是全省首批“‘两化\’互动、产城一体”的试点城镇之一，2010年4月，青羊工业建设发展公司、蒲江兴蒲公司、成都旭龙投资公司联合组建了混合所有制公司——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筹推进寿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了“引入市场主体办园区，吸引社会资本建城市”。

目前，寿安新城已完成投资22亿元，吸引了德国博世等德资企业入驻，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蒲东印务创业园业已成型，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正式启动建设。5年内，寿安新城工业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年税收将超过15亿元、人口将达到8万人，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初步建成“新兴产业之城、山水田园之城、人居和谐之城”。

记者：“寿安模式”的探索给蒲江带来什么样的收获？

刘兵：应该说，“寿安模式”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投资和建设均由政府为主转变为以市场为主；二是由园区招商转变为载体招商；三是由土地招商转变为厂房招商。这种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工业园区建设，我们已复制到成雅工业园等项目上，实践证明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能走得长远。

记者：市场主体作用发挥，在蒲江实践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

刘兵：市场主体的进入，对于蒲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刺激效果明显，充分激发了其活力。这里可以用两个指标再进行说明：第一，蒲江县贷款量从五年前的13亿元增加到现在的近70亿元，且贷款增幅连续三年排名全市第一名。第二，蒲江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回流。过去总共只有1700多人，去年一年返乡农民达到了6700多人。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蒲江的发展态势和经济活力所产生的吸引力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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