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水村居 张大千在太和场

1946年，张大千作《晚山看云图》和《溪山游屐图》，于“沱水村居”

1946年，张大千作《晚山看云图》和《溪山游屐图》，于“沱水村居”

1963年，女儿“十一”心庆与父亲张大千合影于香港

张大千与徐雯波

张大千住过的钟家院子后来作为当地的小学

上世纪30年代，张大千与女儿“拾得”心瑞（左）、“十一”心庆（右）

林元亨/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抗战初期，张大千从北平辗转回成都，全家一二十口人在成都借居近十年，住的地方有八九处。1945年，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在昭觉寺整理敦煌临摹作品。1946年至1947年，张大千画中题款署以“沱水村居”居多，原因是这两年时间，他主要住在了太和场蔡家碾的钟家大院。

位于郫都区犀浦的钟家大院，农耕田园、墟里上烟，竹篱茅舍、阡陌纵横，宛如世外桃源。张大千不会想到，这里的田园将是他未来梦里的家山与故乡，一次次在画中归来，云暖梦痕。

“八老师”与儿女们的幸福时光

张大千的家人是什么时候搬到钟家大院的呢？次女“十一”张心庆在纪念太和场中心小学的音乐启蒙老师、中共地下党员田曼之（原名曹孟泉）的文章里，提及是1941年：“1941年，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轰炸，我们全家大人小孩都搬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小镇——郫县太和场的钟家大院”“母亲曾正蓉将我们5个小姐妹送到太和场中心小学上学。那一年，城里好多人都疏散到那里，转到学校的学生特别多。学校还组织了迎新会，大家表演了许多节目，快板、唱歌、跳舞等。那年我是五年级学生，11岁，我们6个小朋友合唱了一支《放羊歌》，唱得很有感情。”

当时，学校的陈慧仁、田曼之、甘道铭，以及一位钱姓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来到太和场后，向群众宣传抗日，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歌曲。

张大千举家搬迁至郫县太和场（今郫都区团结镇）蔡家碾钟家院子居住，主要是因为四川大学教授、钟家女婿林思进的介绍。钟家是当时太和场的望族，族人中知识分子和名人、军人很多，多和张大千有所往来，林思进介绍钟家大院，张大千也信得过。当时，大千子女念书的太和场中心小学创办人和校长钟持钧（字立明）、太和乡乡长钟持琳（字伯群），都是钟家后人。蔡家碾钟家院子原来的主人钟雨秋也是恬侃的叔公，他记得小时候，曾经去蔡家碾张家玩过一次，还看见了张大千养的藏獒。

心瑞、心庆则记得小时候在钟家大院里与邻居的同龄小伙伴一起跳“飞机房”、跳橡筋绳、玩“官兵捉强盗”，又唱又闹的快乐情景。多年后，张心庆重访钟家大院，还碰到一个“身穿阴丹布上了年纪的老太婆”，腰杆拴着喂猪的围腰，来到心庆身边凝视了很久，终于认出来了，大声道：“你是十一姐！”据四川博物院研究员杨诗云记载：这个太婆是当地农民沈云礼打草鞋的老婆王顺清，她是钟家大院的佃客，小时候常与心庆姐妹们“逮猫猫”。她们牵手哈哈大笑，王太婆开始拉起家常道：“我给你爸爸打了一双线耳子草鞋，他给我画了一幅画……”

儿女们在钟家大院留有最为美好的回忆，而张大千在太和场的日子，也可以用“惬意”和“闲适”来形容。张大千家中排行第八，当地的乡邻都亲切地叫他“八老师”。场上喝茶，人们都争着为他开茶钱，“八老师的茶钱，这边开了哈！”城里的朋友来寻访他，偶尔会碰上他系着围腰，亲自下厨做“大千私房菜”，比如用郫县豆瓣和场上石堤堰鲶鱼做的“大千豆瓣鲶鱼”。据说，当地人出了纠纷，他还经常出面充当“和事佬”。因为太和场的副乡长张正修是其拜把兄弟，他还为太和场手写了“古太和场”4字，这块黑漆金字牌匾，据说上世纪60年代，都还挂在场口。张大千随手送画的故事，则在太和场四处流传。比如，1945年春，太和场医生薛遂亭多次给他和家人看病，张大千画了一幅达摩画像赠予，以示感激之情；又比如心瑞、心庆儿时的玩伴王顺清所说的“以画换草鞋”，可惜这幅画后来不翼而飞。

钟家大院初识徐雯波

1945年后，张大千主要居住在太和场，或许是因为邻居家徐二姐。

女儿心瑞回忆，张大千1945年在昭觉寺创作，她和弟弟去陪父亲。张大千思念小女儿了，心瑞的母亲黄凝素就让在平时家里帮忙照看孩子的邻居家徐二姐（徐鸿宾）帮忙，带了小女儿去看他。一来二去，这个和心瑞同岁（抑或后来是中学同学）的徐二姐，后来怀了孕，成了张大千的第四任太太徐雯波。而当时三太太杨宛君还在昭觉寺，就此事当面质问二人。黄凝素则为此坚决地跟张大千离了婚。

对于“张大千初识徐雯波”，以及“徐雯波”的家世，杨诗云在《张大千在犀浦》一文里记载，林思进和尹昌衡陪同张大千第一次到钟家大院，主人钟雨秋的一个女仆上茶，“瓜子脸、面目清秀、身材瘦削、头扎小辫的小女子”，“她表情羞涩，低着头不言语”。张大千问询，得知女孩命苦，家道中落，在亲戚钟家当丫头只为了有一口饭吃。或许为此，张大千对这个女孩有了一份特别的怜惜。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的徐雯波：“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大千携徐鸿宾去北京、上海等地一游，让她见世面长知识，接触新事物。……20世纪40年代末，大千正式纳鸿宾为第四房，更名为雯波。他们的结婚仪式在成都桂王桥西街贲园府举行，因时局混乱，不敢张扬。婚前雯波已是孕期，后产下一女，取名心碧，可惜不久夭折；翌年，又生下一个孩子取名心建（误，当为健）。”

对于四太太徐雯波，心庆在《父亲与我的母亲们》中写道：“我的第四个母亲徐雯波，曾经是我们家的邻居（在成都郫县太和场）。起初，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常到我们家来玩。她当时没有工作，有时也帮忙照顾我们几个弟妹。上一辈人的事情，有些我们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田谁道不思归

1946年秋，张大千率亲友门人游峨眉，中秋后方回到成都太和场，随即准备作品，打算在上海举办画展。在重阳节前三天，张大千画《溪山游屐图》，并题五律一首：“小与世缘隔，人知卖药翁；平生几两屐，云水百千重。济胜顽身健，遗荣天爵崇；声闹稍未断，昏晓寺门钟。”后附题识：“自峨眉远归沱水，壁张此画，拈四十字，书以填白。阿爰。”

1946年，从夏到秋，47岁的张大千在太和场钟家大院又作《溪山云霭》和《山上清泉》，分别题款曰：“木叶含风静，千山尚绿肥。微晖弄晴晚，犹暖旧林扉。丙戌夏日，略师北宗画法于沱水村居。爰”，“凝碧丛丛接九阍，染花乔木识灵根。登山高思如云暖，浅笑虚堂梦里痕。丙戌九秋沱水邨（村）居涉事，大千张爰。”那时候，他不会想到，这里的田园将是他未来梦里的家山与故乡。

张大千的儿子心玉（张枭）曾在《先父和他的庭院》一文中，对永定村归园田居般的生活，充满了怀念，“先父把家安置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太和乡，租农家院一角，房屋虽然简朴，但有一庭院。院内种有花木，还有一个小鱼池。房后面是一片竹林，周围皆为农田，颇有古朴淡雅的田园风味。先父甚喜，又按自己的构思，在房后竹林的空地中引水渠、设花坛。”“1943年秋，先父从敦煌返成都后，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处，直到1947年，才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建了自己的住所，留有一亩左右的空地，种了各种花草。第二年，先父去香港，后于1950年应邀赴印度讲学和考察，从此，再未回来。”

“再未回来”的张大千，后来在海外每每给同乡作画，多题35岁时写巫峡清秋的《浣溪沙》词：“井络高秋隐夕晖，片帆处处忆猿啼，有田谁道不思归。白帝彩云天百折，黄牛浊浪路三迷，音书人事近来疑。”

他在《井络高秋》（1953年作）和《白帝清晓》（1968年作）题《浣溪沙》一词后，分别题有“予二十年前赋此词，谁道竟为田累而不得归耶！癸巳秋日写似海伦女士。女士与予皆蜀人，写此不无同是天涯之感。大千张爰同客江户”“吾年三十五岁时写依题之。一时朋辈和之甚众。顷者天循乡兄索写此图，嘱录旧作，今真欲归不得矣。五十七年重九前五日，爰。”

一年多以前，我和朋友卢泽明在团结镇永定村转了数遍，问询了多位老人，才在12组的村民王德友的带领下，寻访到周围已经拆迁了的钟家大院。由于原住居民已经搬走，钟家大院仿佛一个孤岛，在一片水泥废墟中，等着修缮，抑或搬迁。王德友告诉我们，听他父亲讲，张大千是一个很懂礼的人，孩子和人打架了，他总是训斥自己的孩子，夏天去蔡家碾河沟里洗澡，他总是穿着长衫下水。

离钟家院子几步远，一丛竹林下是范家。范师傅告诉我们，他的母亲以前就帮过张大千家。后来，钟家院子一度是学校，他和王德友都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个院子真美。

临走时，我们注意到，一棵柚树从四门洞开的钟家院子探出墙来，结满了喜人的柚子，而院子门口几棵高大的楠木，是否是大千先生昔年所见，抑或亲手所植？蔡家碾的浓荫里，从春到秋，常有子规啼鸣、杜鹃啼血。不知多年前居住于此的大千先生，是否也听见，声声惊心？

彼时，他不知道，此后的自己，唯有在书画里，一次次归来，云暖梦痕。“老更栽梅愿不违，要今绕屋尽芳菲。莫嗟几度能相赏，即死孱魂化鹤归”（《环筚庵种梅百本》），“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计，梦中满意说乡关”（《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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