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现6000多座古代墓葬半部“四川通史”藏在这儿

出土的说唱俑

墓葬全景

2015年3月至今，为配合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的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硕丰。昨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墓地不仅发现有新石器末期居址遗存，而且揭露了6000余座古代墓葬，墓葬类型主要为崖墓、岩坑墓、砖室墓等，时代自战国至明代。

出土数以万计的陶、瓷、铜、铁、玻璃、石质等不同材质遗物，其中以战国末期“郫”戈、西汉时期带外文字母的“龙纹铅饼”、新莽时期错金“一刀平五千”钱币、东汉时期画像石棺、晋代印度-太平洋珠等遗物最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新川园区墓葬遗存年代延续跨度长达2000多年，其间没有大的时代断层，堪称埋藏于地下的半部“四川通史”，是四川地区珍稀的通史式的古代墓地。

战国末期“郫”戈

见证当时制造业的繁荣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陆续在这片区域发现文物，可以断定这里的地下文物十分丰富。这次的考古发掘，也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欣喜地告诉记者。在发掘的战国晚期的岩坑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在铜戈装柄部位刻有郫县（今郫都区）“郫”字的郫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左志强介绍，整个铜戈的风格有着明显的秦代特征，小篆体的“郫”字则是在铜戈铸造之后再镌刻上的。

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地出土的“成都矛”，是目前发现成都平原最早的有“成都”铭文的器物。而在考古专家看来，这柄铜戈也有着同样深刻的意义。“一个‘郫’字告诉我们，这个戈的置用地是在郫。秦灭巴蜀之后，在汉中郡设立了30多个县，郫县是在比较早的一批中，这是郫县得名最早的实物资料，也见证了成都平原走向国家统一行政体系。”

在青川县发现的吕不韦戈，戈刃上刻“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蜀东工”“成都”等篆体铭文。但“郫”字并不是因为个人喜好而造。在刘雨茂看来，“郫”戈既可能是在郫县使用的器具，也可能是从郫县外销的器具。“可以看出，秦灭巴蜀之后，秦国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来到成都，我们能看到当时整个制造业的繁荣。同时，有了这件‘郫’戈，我们也可以期待以后出现比如刻有‘临邛’‘崇州’等器物的出土。”

罕见且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崖墓

汉末三国时期墓葬有了考古“标准”

2020年3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开始对五根松墓群进行考古发掘。五根松墓地位于新川创新科技园南部，原隶属高新区中和街道蒲草社区十组。左志强介绍，在该墓地Ⅲ号地点西北缘清理一座重要崖墓，编号为M94。汉代墓葬常遭盗掘，有着“汉墓十室九空”的说法。尤为可贵的是，该墓葬未被盗掘，随葬器物多达86件，钱币多达数百枚，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一座罕见且保存完整的汉末三国时期中小型单室崖墓。

“在我们以往的汉墓发掘中，由于出土墓葬材料太少，长期以来学界对四川地区汉末三国文化面貌、特征的认识模糊不清，研究迟迟无法深入。崖墓往往是多代下葬，这一次有保存这么好的墓葬，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陈设。”左志强介绍，根据考古发掘可知，M94墓室布局、功能分区较为清晰，不仅具有镇墓、礼仪、灶祭、仓储等公共职能，也有各自独立的由祭祀模拟与葬具构成的埋葬空间，更难能可贵的是墓葬不同功能区器物组合与特征显示出下葬先后顺序。我们推测主室前部功能设置主要为该崖墓内不同墓主所共享的生前生活礼仪、死后驱鬼镇墓的空间。经四川大学原海兵先生鉴定，墓主性别为男性，身高约163厘米，生前是一位出身富贵之家、不从事劳动的人。而耳室未发现任何葬具或人骨迹象，推测该室功能主要为模拟仓储、物产空间。墓葬中出土的鎏金环首铜刀、造型滑稽说唱俑、仙山座、佛像摇钱树、彩绘持盾俑、彩绘陶楼等精美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左志强表示，五根松M94让考古人员找到了四川地区在汉末三国时期墓葬的“标准”，不仅会逐步廓清四川地区三国文化面貌、文化内涵认识，而且将会引起学界对既往四川地区“东汉晚期”墓葬材料审视与反思，以及未来四川地区“六朝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探索，同时也将指导未来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龙纹铅饼、印度-太平洋珠

成都平原从来不是封闭之地

有学者认为，龙纹铅饼原是汉武帝时期的一种货币。出土于新川创新科技园古代墓葬的一枚龙纹铅饼背面印有龙纹，正面则印有外文。据考古学家推断，这很有可能是古希腊文字。但遗憾的是，目前还不能释读。“除了外文之外，这一面正中还有两处戳记，里面的字是‘少’。我们推断这和汉代皇家的老师——少傅有密切关系，很可能证明这是汉代皇室铸造的货币，用来与西方进行交流。结合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史实，所以这枚龙纹铅饼很可能与北方丝绸之路有关。”我国的铸币历史悠久，在汉武帝时期，就有铸造货币“白金三品”，考古人员推测，这枚铅饼可能就属于“白金三品”。“但这枚货币含铅太高，也可以理解为品相不好，所以就按照外形特征称其为龙纹铅饼。”刘雨茂解释说。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未被盗掘的小型崖墓。经过对墓土的浮选后，这些晋代印度-太平洋珠终于重见天日。“珠子发现的位置在墓主人胸、颈的部位，所以我们推测这是一个项饰。”左志强介绍，从它制作的拉丝工艺来看，跟我们本地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差别。反而和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曼泰港等地的玻璃制作工艺相似。那么大洋上的玻璃珠是怎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刘雨茂介绍，这当中可能存在两条线路。“一个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途经越南到达成都。一个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途经广西到达成都。”

“这两种出土文物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这也是我们通过很多考古实物资料证明的，成都平原从古至今不仅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反而一直开展频繁的对外交流。甚至可能因为成都平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对外的交流要比对中原地区更多。”刘雨茂说。

5年考古成果丰富

考古人员还找到汉晋时期广都城线索

今天的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在古代称为“广都”，广都本为古蜀国时有名的“三都”（即新都、广都、成都）之一。广都城址到底在哪里？左志强表示考古人员对汉晋时期广都城遗址的探索从未停止过。近年来，考古人员在华阳境内进行了钻探，但发现年代最早的只是到唐代。但文献记载，早在汉晋时期广都城就已经存在，但一直无法考证具体位置。

“从文献上看，汉武帝时期置广都县。他要设置一个广都县，不可能是凭空搬来一座城市，而是需要一定的人口数量作为发展的基础。正好我们在这个考古区的北边发现了一批数量不少的战国到西汉时期墓葬。去年，我们的同事还发现了西汉时期和三国时期的类似城市居址的遗址。再综合整个华阳的情况，就只有这个区域时间早于西汉，而且有大量墓葬遗存。那么可以合理推测，汉晋时期的广都城核心区并不在华阳，而是在新川创新科技园以北。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广都城城址又发生了变化。随着考古发掘，我们和历史上‘三都’之一的广都越来越近了。”

据介绍，这5年来的考古成果填补了成都平原东南缘新石器文化分布空白，完善了成都平原战国秦汉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起蜀汉两晋南朝的“六朝墓葬”考古学文化序列，丰富了四川地区唐宋墓葬类型，增添了明代早期品官墓资料，为探索成都平原崖墓演变、汉晋广都城聚落、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古代四川社会变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蔚为大观的实物资料与历史信息。目前，新川创新科技园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预计会在今年全部完成。“下一步的科研任务很重，但是我们相信成果也会很大。随着文物清理、修复工作的继续，也许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刘雨茂表示。

本报记者 李雪艳 图片来自成都文物考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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