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吗？

文/何万敏

专注彝族文化研究的学者，普遍相信彝族文明的历史十分悠久，源远流长。

在彝族知识分子中流传的说法则是，彝族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民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从彝族人那里学习书写。这一观点的由来与距今7000年的陶罐是在位于现今中国西安的新石器早期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张光直认为半坡的符号或许与彝族文字有某种渊源关系，并推测出从半坡符号直到今天彝文书写系统的可能的演化过程。然而，彝族学者的看法已超越了这种刻板的甚至可以说是玄想式研究。我曾好几次听见人们夸耀地谈论他们的文字。或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在盐源县遇到的一位彝族军官。他告诉我，半坡陶罐上的符号(他认为大约距今有两万年之久的时间)对我国最伟大的学者来说一直都是一个谜，包括郭沫若。直到一位毕摩见到这些符号时，这个谜团才解开。这位毕摩立刻释读出56个中的54个。这个事情最终说明彝族发明了文字，汉族的文字是从彝族那里学来的。

写出这段文字的是一位名叫郝瑞的美国人。2005年8月，我作为报社记者在美姑县采访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时见到过他。他标志性的光头，和多数时候喜欢身披彝族人的“察尔瓦”，于会场内外都赢得关注的目光。让当地彝族人倍感亲切并让不少凉山的汉族人羡慕的是，他会一口流利的彝语，这使得他很容易和彝族人攀谈起来，交谈中穿插老外习以为常的种种幽默，真可称得上是谈笑风生了。当然，语言上少了隔阂也为他那些年在凉山几个县做的田野调查，带来极大便捷。深入的调查和探究，使他撰写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功底扎实，见解独到，颇有分量。我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来了解他的——这和他打量凉山彝族的目光实在相似——凉山人也通过研究者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那一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主题是 “二十一世纪的毕摩文化，传统知识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我得到的成果是，与会人员各抒己见而且时有交锋和讨论。学术活动常常如此，学者们更看重自己的论文获得认可或者发表。而这一名下的盛会，到2014年底时已举办到第十届。

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算得上是目前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其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尤其是西南族群研究方面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彝族文化研究时敏锐发现“对各种彝文书写系统之起源的学术研究”，实质是在“证明彝族文化价值的努力”的一个面向。但他同时明确界定：

事实上，彝文文献的历史只能上溯到元明时期，几乎未发现有什么确定的标明有年代的彝文文献是元明以前的文献。镌刻在石碑上的元明时期的碑铭是今天彝族各群体使用的文字、文献的原形，这些碑刻大多发现在贵州，当时那里是由纳苏土司管辖的地区。

同样面对古彝文，撇开感情用事，审慎提出“彝文是与汉字同源的古老文字”的观点，似乎更占优势。《云南日报》2012年2月11日公开发表署名李成生的文章，指出持这一观点的并非考古学家，而是该省彝族作家李乔。他转引李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的文章称，“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族文字对照一看，竟有15个字一模一样。”“云南红河县的一位不懂汉字和汉语的彝族老毕摩李八玉昆先生，竟出我意外地懂得半坡刻划符号20多个字。”

“与彝文惊人相似”的欣喜发现，作为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自此便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

因为这是李乔拿着解开万古之谜的金钥匙，一下将彝文的历史上推到6500年左右，更主要的是把文明中国的古彝文推上了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的地位，为中华民族争了光，为世界古文字的考古研究做出了贡献。紧接着，彝族学者如贵州的陈英、罗国义，四川的伍精忠、沈伍己，云南的朱踞元等都能用古彝文识读西安半坡等地出土的陶符……陈英和李家祥通过考究半坡、山东大汶口、邹平丁公村，甘肃大地湾、马厂，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陶符之后，又把古彝文的历史上溯到近8000年，几乎同时，有一批专家在研究中国史时也发现了古彝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于是就转而研究起古彝文，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几乎是时隔近二十年的2009年，一个名为“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的组织，在香港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形成有《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结论是：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根据公开的报道，课题组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吴淳，特别说明这一涉及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的课题，是基于数十年来其他诸多专家学者既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评价意见与建议。

我记得，正是在那些年，在凉山包括四川省内，有关三星堆与彝族文化相似性的话题，是彝学界乐于讨论的话题。居住成都的作家、古物收藏家钟鸣，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长文，引起一时轰动。他大胆假设，考古出土大致与三星推同期的青铜器上的古彝文，与已发现的三星堆玉石器文字能够互证，那么，三星堆文化时间的下限，就有可能后推。

从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在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器物中，公诸于世的青铜器上都没发现文字。彝族学者阿余铁日2009年在郫县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发现其铭文可用古彝文解读，但从器型看，是春秋战国之物，和1974年郫县独白树出土的另外一件虎纹铜戈相似，都有不可释读的铭文。在蜀地，已出现了很多，但如若这些文字，也出现——而且已经出现在三星堆玉石文字中，那就得重新对待了，因为，这些文字迄今也没有正式进入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视域，铜戈铭文也与现在几成定论的“三星堆文化”时间段不合。

部分专家们的看法是，三星堆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也最具进行序列研究的可能。而且，和目前越来越盛行的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玉器时代”之说不谋而合。钟鸣以为“玉器时代”，或广义的玉石文化，最重要的考量范畴则是其作为文字载体。因为在远古社会，从孤立的刻符到少量的铭文，从古籍中频频闪现的瑶牒、金简玉字、玉板、玉册、玉玺到短章长文，除陶符，都不免以玉石为先河。

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学界并不认同刻符即等同于文字。

在半坡遗址出土的圜底钵口沿部的黑彩宽带纹上，发现了较多的刻划符号，计22种。这些符号有竖、横、斜、叉等，多是在器物烧成前刻划的，少数是在烧成后或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刻的，有人认为它们是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也有人认为是结绳记事和刻本记事向图画文字发展的中间环节，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所谓“用事实说话”，冷静的科学家显得更加谨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坦言：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古老《史记》的“表”中记载着纪年，其中最古老的纪年相当于阳历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年代确实没有记述，只是显然，也不能就此断定“夏”不存在。放射性碳素年代的测定近年采用一种名为AMS的方法，使测定精度得到飞跃性的提高，可以断定详细的年代。日本讲谈社出版“中国的历史”丛书中使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夏王朝的初始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统治时间共计471年，商汤灭夏桀即商王朝开始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前后。

正因推演五千年文明，必过夏朝，所以，目光也就都慢慢的集中到了夏朝的文字，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字学与图识也就浮出水面。于是，李学勤会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来求的。”因为他早已耳闻目睹蜀地出现的古文字，做过些研究。

苏秉琦也不无感慨，“在中华大统一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

如果，我们愿意瞩目相对于“正史”之外的“野史”；如果，我们愿意倾听相对于“专家”只算“民间”的声音呢？

那个年代实在是太遥远了。历史的谜团又实在是太多。文题设问的答案，还有待于时间来慢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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