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堵车 不烧油就是起步价有点贵 一百余年前在成都出行，坐轿子的起步价可买十个菜包子

短短百余年来，人类交通工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自行车、电瓶车、汽车、地铁、高铁、飞机川流不息。2014年，成都市交管局公布成都现有汽车保有量数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2015年，成都更将城市交通问题纳入政府重要施政内容……百年前的成都，正从农耕社会的古城，初步向近代化城市变化。当年成都幽静的街巷上，交通工具又是怎样的呢？

郑光路/文

脚踏车：

以铜板作轮子笨拙无比

如果穿越回清末成都，会看见街巷古色古香，九曲回肠如迷宫。地面皆用石板、石条铺路，许多街巷建有牌楼或栅门。你亦会惊异地看见有种常见的交通工具竟是人，这就是“背夫”。“背夫”又称“揹背子”，通常能背二百多斤。各街巷有许多石桩，由市民捐资而立，供上下骡马或供“背夫”歇肩休息。操此业者甚至有瞎子，史料记载：有个瞎子“年已七旬能负三百斤，持竹竿引路。”如果当时有残疾人奥运会，此翁去参赛很可能获大奖捧金杯……然而百年前，他只能可怜巴巴地去流臭汗卖苦力。

一个“背夫”就相当于一个搬家公司。宣统元年(1909年)官府统计，成都“发有规则”（即执照）的正规“背夫”，有380人。

街上常见驴、骡马、黄牛，这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专门交易的骡马市，现街名仍存。“鸡公车”也是当时常见的交通工具，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为什么叫鸡公车呢？老百姓说：轮子嘎吱嘎吱如同骚公鸡“踩蛋”时怪叫。“鸡公车”多运米、菜入城，城中乘此者少。街面中心修有石槽，专供“鸡公车”用。此车因损坏街石，加之“妇女乘坐鸡公车甚不雅观”，街民常令推车者出过街钱，一文两文不等，或强令车夫将车抬走不准推行。清末后期，只准“鸡公车”推行至城边一带及城内之空地，运石、运米及渣滓。

“鸡公车”是成都郊县主要载人工具。时人傅崇矩说：“鸡公车能走灌县、汉州、郫县、龙泉驿、中和场等处，价甚廉，乡下乘者极多。”刘师亮的竹枝词说：“车坐鸡公价不奢，如有日出布篷遮”……嘎吱嘎吱的叫声，是清末川西坝子上的动人风景。直至上世纪50年代，我住家的城东椒子街上，仍常听见“鸡公车”一路哼唱，从水碾河郊野进城而来。

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澜》描写清末成都北门外驿道：“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驼畜，载着各种货物，参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

清末，成都人对外国脚踏车（自行车）无比羡慕。当时报纸以夸张笔法介绍：“西人有奇技，能以钢铁制两轮两角之怪兽；人乘其上，行走如飞。”成都本地也有人试造，但“笨拙无匹”。有个崇宁县（今郫县西北部）人王惠吉造了一辆，以铜板作轮子，约重一二百斤，须四个壮汉抬起方能过门槛，这情景让人发笑。

出租车：

街轿也“打表” 起步价40文

轿子古称肩舆。道光年间，成都有轿铺、流差铺十余家（轿夫、挑夫都叫“流差”），成立同业帮会性质的“神会”，名为“公益夫行”。轿铺门前灯笼上，多写有对联：“包挽四路流差，便利各行商旅”。轿行客货兼运并附带送信功能。

轿子不仅是交通工具，而且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成都轿子有不同种类。第一种是官轿，为官员自备、等级严密。官轿轿夫，称“大班”。省级最高领导人（四川总督和成都将军），例用八人抬大轿。司道、州县级官员，例用四人抬大轿。候补州县级等官吏所乘之“便轿”则只用三人，前后两人抬轿，中一人为“跟班”。除抬轿者多少可判断官阶外，总督、将军及道员中获得二、三品衔者，轿顶罩绿呢轿幔；自知府以下皆蓝呢轿幔。有五品衔的知县等杂吏，蓝幔下饰用红拖泥，五品衔以下拖泥只能用黑色。

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当时全城事无巨细，总督都叫成都、华阳两县令“终日奔忙”，所以两县令各有三十六个轿夫，四人一班组成九班轮番上阵……这人数够惊人吧！相当于一个县令，就配置一个36的车班。第二种是花轿（又名彩轿），租赁给婚嫁人家新娘专用。还有一种是城内营运的“街轿”：二人抬的叫“二姑鲁”，三人抬的叫“三丁拐”。“轿铺各街皆有，一呼即至”，四十文起价，相似如今出租车“打的”的“起步价”，当时，一个菜包子卖4文钱。每多一、二条街，加钱十文。

长途客运车：

鸭篷轿常甩站卖客

此外，还有长途营运的“鸭篷轿”（形似乡村看鸭人的篷子）。按规定停放城外轿铺，轿夫分散在近城街口强行拉客，所以又称“打抢轿”，形容轿夫争客如同“棒客”（土匪）抢人……当时傅崇矩评论：“出城下乡，宜用之。其形式简朴而秽恶，其抬夫褴褛而劳苦，其质底轻便而价廉。每站价，每夫一名不过三百五十文，或三百文，酒钱俟到时再添。”

傅崇矩专门提醒当时人：“此等轿夫均无着落之人，凡行李一切，均宜小心，不可靠此等抬夫看守。”他说这些轿夫还有一种恶行：把你才抬到十里或二十里外，却把你“顶与他人”强行换轿，名为“放竿”。这伎俩，很像如今一些长途客车中途“甩站”“卖客”。

跑长途的除“鸭篷轿”外，还有一种竹竿绑扎的“滑竿”。人坐其上，荡悠悠地上下起伏，说不清楚是享受还是遭罪。

全城数量不少的轿夫，纯属底层“下等人”。轿夫每人一天的工钱，一般是一百六十文至二百文。他们沾染很多恶习，很受社会诟病。日本人中野孤山说：“无论到哪里，看见的轿夫都是衣衫褴褛，皮肤患病，满身疮癣。歇脚时，他们一定会抓虱子。如果休息时间延长，他们就会不择地方倒头便睡，要么就去抽鸦片。乘轿人要上路的时候却找不到人。打发伙计去找，结果发现轿夫在前面两三条街的地方抽鸦片，竟恍恍惚惚地进入梦乡。他们揉着眼睛、慢吞吞地走回来……轿夫一定要向乘客讨些酒钱。如果忘记给他们，就会遭到强行索要。”

傅崇矩比这个日本人评价更恶毒：“轿夫等索钱，厌人已极，凶横无厌，估索形状，无人不恨。所以成都有谚云‘旱骡子死了，连板板（按：指棺材）都无人施\’！”傅崇矩对私人轿夫（“大班”）同样厌恶：“此等人心多叵测，见财起意者甚多”；“穷凶极恶，动辄打架，最好赌钱”；“此等人最易生事……或发气生怨，将轿子东排西歪，使主人坐卧不安……种种讨厌，难以笔述。”长期雇用的轿夫，每月工资连所提供的伙食，每人“不过三千文钱”。

轿夫口碑不佳，这座城市却离不开他们。轿夫们一旦抬起轿子来，脚下生风，快步如飞。在道路不平或人多的地方，他们一前一后吼叫呼应：“王三槐———反起来”！“之字拐———两边甩”！“睬左———睬右”！“照高———弓腰”！“天上亮晃晃———地下水荡荡”！“天上亮晶晶———地下屎一堆”！

安静街巷不时飘荡起轿夫长声悠悠的悲凉吼声，是清末成都最常见的市井风情。

马路初成

街轿消失成都街头

1910年，一种改良新式藤轿问世：轿体用藤条编制四方开窗，坐垫柔软清洁……轿夫年轻力壮，穿统一的蓝色镶红边号褂。与旧轿轿夫的滥褛拖沓比较，形象大变。当时在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读书的少年郭沫若，写诗赞道：“新藤小轿碧纱纬，坦道行来快如飞！”

新式藤轿形成轿行新帮，与旧式轿帮激烈竞争：“自藤轿发生以来，无日不有冲突，无日不有交涉，无衙不有控案，干讼累年，案积如山。”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式藤轿日盛。1928年出版的《成都市政年鉴》记载：“本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唯一之交通器具，只有肩舆……及1924年马路初成，街面一新。肩舆终以迟缓、笨拙、价昂之故，不能与人力车竞争，皆渐次归于消灭。及至今日，自用之家亦多改用黄包车或自行车。市面往来之肩舆，愈益减少矣。”

未筑马路前的1920年，成都还有街轿3326乘。马路初成的1925年，街轿减少到2310乘。上世纪30年代，成都街轿基本消失，仅存包办红白喜事的花轿辅。

成都街头轿夫号子悲凉吼声，遂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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