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化蜀成为千古偶像

彭邦本教授。

班固《循吏传》。

□彭邦本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官办学校。《左传》则明确记载春秋时代郑国有面向国人的“乡校”，是郑国官办的学校。《左传》的记载是可信的，这应该是周代的制度。但周代实行国、野分治制度，国人居住在国中亦即城内，野人居住在野外。国中的学校只收国人，野人是没有资格入读的。

随着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国、野界限消失，“国”“野”之人均逐渐演变成为身份相同的编户齐民。与此同时，周代“学在官府”的传统也被打破，孔子等先贤开始在民间办学，孔子并且在招生环节率先实行“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求学者无论贵贱，倘“自行束脩以上”，即可入学。孔子此举，本已属创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文翁兴学则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之道，《汉书·地理志》因而表彰云：

繇（由）文翁昌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无）类。”

这是盛赞文翁弘扬了孔子首创的“有教无类”的开门办学原则。

壹

首次在官学实行“有教无类”原则

前引《汉书·循吏传》已经明确记载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亦即专门免除了郡学生员的徭役。按汉代实行二十等爵制，凡普通人都要按期服徭役，这是古代国家强制性地加于社会一般成员身上的沉重负担。文翁的上述专门规定清楚地揭示，文翁所“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是普通平民子弟，这条专门规定无疑是对入学人员的极大优惠。因此，之所以说文翁继孔子之后的兴学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乃是因为孔子的招生原则固然已经是伟大创举，但他毕竟还停留在个体创办的私学层面，而文翁则是首次在官办学校中实行“有教无类”原则，其作用、意义已更上层楼。况且文翁兴学经汉武帝推广于全国以后，成为了普天下官学的制度，甚至影响所至，社会的受惠面亦即受众亦就更为广大。

更有甚者，此举亦影响到汉武帝创办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制度。《汉书·武帝本纪》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夏六月，武帝下诏曰：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句下注释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以獎厲賢材之人。”根据武帝的上述诏令，“丞相（公孙）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具体即在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又为其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太学由此开端。揆诸西汉历史，太学创办甚至郡国之学的推广都与董仲舒的建议分不开。董仲舒在应武帝诏上贤良策云：

“（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这里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设太学的建议，而且建议“設庠序以化於邑”，则显然是基于文翁办学的先行范例而立论，因而已经包含了在郡国办学之意。董仲舒又云：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所谓“養天下之士”，显然也与文翁为郡学生员免除徭役的优渥政策同出一辙，而待遇则更高。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古蜀文明曾有辉煌灿烂的成就，但因秦灭巴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故《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相传由扬雄撰写的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亦谓之“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文翁举贤兴教，移风易俗，改变了蜀地落后风气，史称“大化”，“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影响广及于巴汉二郡（“巴、汉亦化之”），从此奠定了“巴蜀好文雅”、崇教尚文的优良传统，史称“文翁之化也”，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蜀学”的重要源头。

贰

文翁治水使湔江流域变农田

文翁化蜀的另一重要政绩，是大力发展蜀地经济。其突出措施之一，就是继李冰之后大兴水利，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水文化传统，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

孝文帝（按：应为景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文翁治水，是在全面治理蜀地水利、继承都江堰水利体系的生态工程模式的基础上，又有弘扬创新发展。具体说来就是将蜀中水利工程体系拓展到了湔江（沱江）流域，使得这一大片土地变成了良田。其渠首工程的关键部位在今彭州市关口，关口以下则是全程无坝引水的树谱状水利渠系，使得湔江流域等地方大片土地变成了高产农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无坝引水渠系把水进一步引向缺水少水之地，这就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改良、优化了生态，促进了天府之国的形成。而此种历两千多年仍然生生不息的生态工程模式，和渗透于整个水利工程体系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邃哲理，则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杰出的范例。

由上可知，文翁化蜀，可谓涉及意识形态调整、移风易俗和国计民生发展方方面面，带有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深刻转型的性质。不仅变化大，而且为时长，这从《文翁传》的记载即可看出。如史载文翁派遣张宽等人赴京进修学习长达“数岁”，学成回来后，“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接下来又办学校，并且一贯从学生中选拔重用人才，“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以致又过了“数年，（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蜀地）由是大化。”这些记载表明，文翁任蜀守的时间似乎颇长，而且最后“文翁终于蜀”，即逝世于蜀地，这同样反映了文翁对蜀地的长足治理和影响。

叁

西汉末年祭祀文翁已成风俗

文翁化蜀不仅引领时代和国家社会，而且造福人民社稷，政绩卓著，鞠躬尽瘁，将其后半生奉献于蜀中，因而《循吏传》载其深受社会上下拥戴，“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同传《汉书·循吏传》之末又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可知至迟在西汉末年，祭拜文翁已经被正式纳入国家政府的祀典，成为每年官民祭祀的偶像，而且在东汉前期成书的《汉书》中名列汉代循吏第一人，史称“良吏”，名垂千古。

时至今日，“文翁化蜀”的深远影响仍然绵绵不绝。在其故乡安徽省舒城县，仍然保留着他的纪念地。而在其奉献后半生的四川，他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深切怀念。在他首创的公办学府原址，名校石室中学仍然盛名远扬；而在彭州市关口，当年文翁治水之地，依然矗立着世代受惠感恩民众为之建立的文翁祠；此外，单是在成都市地域，就有为纪念文翁而命名的文翁学校，以及彭州思文场、成都文家场等地名。

文翁“仁爱好教化”，勤政爱民，而且勇于、善于创新，是历史上最早创立官办学校的第一位地方政府官员，不仅受到汉武帝高度褒扬，而且因其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最近，文翁顺利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而且荣列榜首，可谓实至名归，表达了新时代巴蜀人继承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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