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里的成都生活

之 匠心独具的成都智造

林赶秋 著

连载33

蜀锦:向世人展示成都智慧（中）

战乱之际，以锦换金，可充军费，正如诸葛亮所说：三国蜀中“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向谁去换？当然是异域外国。早在战国时期，蜀锦已成为重要的贸易品，并由此开辟了一条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中亚的南方丝绸之路。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与《汉书·西域传》里的“精绝国”密切相关）古墓群一座距今约两千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色彩斑斓、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汉字的织锦。锦面呈圆角长方形，宽12.5厘米，长18.5厘米，属于五重平纹经锦，经密每厘米220根，纬密每厘米48根，非常厚实。从其繁复图案和精湛工艺来看，可以说是汉式公营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作。经过多年研究，有关专家认为该锦为蜀锦，系从整幅裁剪制成。如果当真，其产地恐怕非成都锦里莫属。

2017年2月，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着手复制此锦的全幅。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历经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错综复杂、丝丝入筘的穿综工作，然后采用根据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提花机模型复原的织机进行织造，最终成功复制出一大幅“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锦。

南北朝时，蜀锦对江南锦的兴起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刘宋的丹阳郡守山谦之（？—约454年）曾经从成都引进织蜀锦的“百工”，在丹阳（刘宋时丹阳郡辖九县，大多属今南京市地域）的“斗场市”锦署里织造丝织品，把成都的丝织技术完整传到江南。他在《丹阳记》中指出：“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

隋时的成都已是一大都会，舟车幅凑，货殖荟萃，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能人多，手工巧，所造绫锦，花样百出，如雕如镂，精妙“侔于上国”，与河南、河北诸郡的丝织生产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唐代四川蚕桑丝绸产地比隋代扩大16％。唐代全国产蚕桑丝绸凡185州，四川凡42州，占22％，已成“蜀桑万亩”之势。反映在唐诗里，便有“桑麻覆细田”“蚕月缲丝路”“黄缣裹妻子”等种种情形。“贞观之治”过了，又是“开元盛世”，成都经济也繁荣一时，蜀锦生产步入最辉煌的时期，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超过历史水平，仅“春彩”一项，每年就要向朝廷上贡十万匹。上贡的丝织品除原成都府蜀郡生产的外，又增加彭州蒙阳郡（今彭县蒙阳镇）的缎、罗、交绫，蜀州唐安郡（今崇州市）的锦、单丝罗、花纱，邛州临邛郡（今邛崃市）的丝布。

在此大背景之下，从官方到民间均竞相夸耀衣饰锦绣，成了一时风尚。也许是愈来愈豪奢放逸，刚即位的玄宗觉得“伤风败俗，为弊良久”，竟然下了一道《禁用珠玉锦绣诏》，“珠玉锦绣，概令禁断”，“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全部返工染成黑色，“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暂时歇业。

所谓春彩，是一项特种税收，征收内容包括罗、绸、绫、绢等，数量有明文规定，这是在李林甫为中书令时便作为“长行旨”定下的。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唐玄宗逃蜀途中，军心不稳，正是靠这些春彩作赏赐，感动了士卒，才得以顺利到达成都。

安史乱后，为了休养生息，“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但作为后方的西川每年却要织造绫、罗、锦八千一百六十七匹，交纳给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掳去工匠数万，让包括蜀锦在内的所有丝织品生产受到严重摧残。即便如此，朝廷也只“令数内减二千五百一十”，成都每年仍要上交五千多匹绫、罗、锦。

（未完待续）

下期预告：以天象来形容蜀锦的色泽，红日之外，更常见也更恰切的则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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