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版本>>>李一氓尽心竭力觅宋版

——杜甫《江畔寻花》绝句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古籍是杜甫草堂收藏的重要门类，草堂藏有从宋至民国重要的杜诗版本。对一般人来说，古籍版本是非常学术的，因为古籍是竖排、繁体字，内容似乎很深奥，难懂，因此大多数人敬而远之，不会细看，认为是专门研究的学者才会关注的小圈子。其实，说白了古籍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人们读的书籍，也是历史、文化的记录形式。从杜诗来讲，杜甫诗歌从最早的版本到后来逐渐流传，今天所见的版本大都经过文人学者校刊，这些版本存在的时间非常长，中间有曲折的递藏过程。它们因缘际会来到草堂，能与观众见面，这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我们可以尝试去欣赏。

现在简要介绍草堂藏南宋建阳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的情况：

《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20卷残6卷2册）

书名：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

版本：宋刻本

卷数：二十卷

存卷数：六卷

存卷次：第十四卷（一至十三页）、第十六卷（一至五页、十七至二十一页）、第十七卷（全）计24页、第十八卷（全）计15页、第十九卷（一至二十二页）、第二十卷（十一至十三页）。

版框：22×15.6cm

开门：27.2× 19.4cm

册数及单位：2册

现存页数：原书诗文87页，朱德等人题款及李一氓题跋10页。

颜色：白、黑、红、黄

福建建阳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成书时间当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原20卷，残存6卷，2册另1页：存卷次：第十四卷（一至十三页）、第十六卷（一至五页、十七至二十一页）、第十七卷（全）计24页、第十八卷（全）计15页、第十九卷（一至二十二页）、第二十卷（十一至十三页）。版框：22×15.6cm，开门：27.2× 19.4cm。现存原书诗文共计页数 87页，书中间有朱、墨圈点、墨笔小字注。

这部宋版杜诗因为未见公私著录，被称为“海内孤本”。因为曾在杜甫草堂展出过原本，并且在今恰受航轩版本陈列室有副本展出，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这残存的87页诗文和题词跋文中蕴含丰富的信息。

刻书地建阳南宋时期，福建建阳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刻是另一种重要刻本。建阳除了刻书，闻名的还有选出“四书”的朱熹、神断大宋提刑官宋慈。尤其是宋提刑根据自己断案经历所撰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的同类书籍早350年，被后世誉为古代第一名法医学家、法医鼻祖，该书影响了很多喜欢推理的青少年。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是几百年以后的事了。

代购者李一氓(1903—1990年）是四川省彭州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部宋本杜诗是他专门为草堂收的，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一部。这位彭州革命先辈非常值得介绍一下，李一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周恩来、郭沫若在北伐军政治部共事；参加南昌起义；加入创造社，协调鲁迅与郭沫若关系；长征时担任特种营教导员、总政宣传部宣传科长；在陕北担任过毛主席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是我国最早派驻国外的“红色大使”（陈毅赞语），“党内少有的知识分子”。李一氓同志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关注文物保护，可以说是文物保护的先行者，1981年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重要贡献。他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对成都杜甫草堂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杜甫草堂藏品的征集工作身体力行，竭尽全力，还建议开展研究工作。为了充实成都杜甫草堂的陈列品，搜集杜诗的各种外文译本，后来将自己收藏的杜诗版本及杜甫相关文物捐赠给草堂。他曾说自己是“四川的采购员”，为苏东坡纪念馆收集苏东坡的字帖，为杨升庵纪念馆收集明清版的杨氏著作，并将自己的收藏分类捐赠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院、四川省图书馆、彭州市图书馆等单位。今天我们能够集中看到的很多珍贵文物，都与李一氓有关系，作为四川人应该要记住这位家乡先贤。

入藏始末 这一南宋残本是李一氓同志于1964年夏天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发现，他非常高兴，在与中国书店协商定价过程中，即写信给当时成都杜甫草堂的林延年同志，让后者转给杜甫草堂，建议草堂速寄600元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为定金，多退少补。因为当时北京图书馆赵万里也看到了此书，写信给李一氓，以书的使用范围和保藏妥善等理由索要，先生不给，此事还告到文化部，但是李一氓同志坚持该书为成都杜甫草堂代买，最终文化部也无可奈何。李一氓同志拿到书后，发现此残本原是罗振玉家藏书，并且有错简，于是他进行了重装，而且还就近请了北京名人和四川同乡题词。关于题词情况，李一氓同志也在给杜甫草堂的书信中详细记载：因为郭老（郭沫若）及陈老总（陈毅）都不在北京，想等他们回京后题好词再送成都。因为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后郭沫若、陈毅也为此书题词，李一氓同志非常满意，认为“成为很可炫耀的一件珍本”。李一氓同志将朱德、何香凝、陈毅、陈叔通、郭沫若、齐燕铭、阿英、李初梨、徐平羽等十人的题词装在正文之前，将自己的题跋放在卷尾，成为今天所见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的面貌。1965年夏将重装并且增加了名人题词和自己题跋的《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寄送草堂。李一氓题跋云：成都杜甫纪念馆所藏杜诗，仅一宋本草堂诗笺，忽见此本于北京中国书店，急代收之。他对成都杜甫草堂的关爱之情，让人感动。为此书题词的皆是有深厚传统文化学养的中央领导、知名文人学者。

欣赏 此杜诗刻本从整体看，字体丰润清朗，字如小铜钱，刻得细腻圆熟，墨色浓淡相宜，非常容易读。读这样的书，自然不用埋头，对眼睛保护有益。纸张泛黄，纸质均匀绵薄，浸润着近千年岁月的光辉，有多少人的目光、多少人的手指，曾经在书上停留，而如今只留下残存的诗页，真正诠释了“纸寿千年”。我们今天欣赏古籍，更多的是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如同探案一样，在古人留下的朱墨圈点和细字注解里，寻找前人思想的蛛丝马迹，这其中也会有无限乐趣吧。

在残存的六卷两册87页书中，有204首杜诗，其中有大家熟知的《赠李白》《赠花卿》《饮中八仙歌》《江南逢李龟年》《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读到这些小时候就学习过的诗歌，肯定会非常亲切。

在书中，有一个容易注意到的现象是缺笔，如“匡”“慎”，缺笔是为避讳，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的避讳历史非常悠久，起于周代，到唐、宋时期非常盛行，元代则对避讳没有什么讲究，到明、清避讳要求特别细致繁琐，凡一切文字、奏章、文移、写刻书籍，遇帝王名讳，必须改字、空字、缺笔或墨圈避之。使得缺笔成为断代的依据之一，“匡”“慎”缺笔，为避开国太祖赵匡胤和南宋孝宗赵昚（音）之讳，推断成书时间当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另外，古人并非不会犯错，在这部残本杜诗中，也有容易发现的错误，比如将“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的绵竹刻成锦竹，将“阆山歌”的写作时间广德二年误刻为“广得二年”等。

对于这部宋残本杜诗，我们的确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历史上有宋代“千家注杜”盛况，虽是夸张之词，百十家应该是有的。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寥寥可数。也许这部宋本书只是一般坊肆刻本，分类、校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经过岁月的拣选，流传到今天。想想将近千年中，多少人曾手不释卷，认真圈点，领会诗圣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和高尚的爱国精神。我们何其有幸，能在这一段时期与其有这样的缘分。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部杜诗来推想古人的读书生活情形、了解古人的阅读方式呢，看似深奥的古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亲近，可以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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