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子的恋爱故事

小时候，我们总会缠着爸爸妈妈，问“你们当时是咋个认识的呢”？爸爸妈妈总会以“小娃儿家家的，问这些干啥子”来打发我们。所以对父母年轻时的故事，我们总是知之甚少，认为不过是媒妁之言听天由命。哪知等到他们终于开口讲述他们的青春故事时，我们才发现，无论岁月怎样摧残，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模样，而那时的爱情，更是简单直接得自带幸福模样。

提着烘笼

在田坎上谈恋爱

2012年1月1日，全家11口人在彭州市天彭镇许家巷田鸭肠火锅店，庆祝我和妻子五十年金婚。之前我们在照相馆拍了金婚纪念照，弥补了妻子与我结婚时没有披婚纱的遗憾。

自由恋爱，源于一盅汤圆

1957年5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故乡万年乡花碑村二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劳动舍得出力，社员说我是条牛。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社员到癞疤桥田打谷子，途中遇到一个放群鸭的竿竿匠说了一句话：“倒霉，放了半天，鸭子的嗉肚还是蔫的。”这句话触发了我的灵感，我调动生活积累，写成小说《田边话秋收》，发表于当年11月的《四川日报》上。1959年4月，我的小说《魏姐》又在《四川日报》上发表。

此后，我调入公社，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天，文友杨聪林给我端来一茶盅汤圆，说，你娃的桃花运来了。我问是哪个喊你送的？他说了名字。啊，是她！那时，公社团委选派优秀团员到小学当校外辅导员，我在五年级，她在四年级，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搞好校外辅导员工作。她姣好的面容，婀娜的身姿和争强好胜的性格，叩开了我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成绩就决不谈婚论娶的心扉，我喜欢上了她。

她，就是我的老伴王清凤，这盅汤圆，让我们甜了一辈子！

烤着烘笼，在田坎上谈情说爱

1959年底，我被公社派去修河，担任万年公社民工营总务，吃住都在工地上。

热恋中的我，回公社办事后，晚上便去清凤工作的缝纫社耍。她们用的照明工具，是瓦盏子下面糊一坨锥状黄泥做座子，才能减轻缝纫机的震动。瓦盏子内用棉花搓的灯芯子，倒上煤油，亮是亮，那股股黑油烟，熏得她擤的鼻涕都是黑的。

那时，我不吸纸烟，但清凤要吸。我便在供销社买一包龙菊或长征牌烟，给缝纫社的陈乃刚、冯发生师傅散，同时，给清凤、廖传珍发。我坐着没事，便摸出烟来，吃包口烟，久而久之便上了瘾。

等清凤打完一件衣裤，便提起陈乃刚师傅的烘笼，朝我们选定的秘密幽会地———老字库旁的田坎上走去。清凤拴着围腰，烘笼罩在围腰下，四只手合在一起，头挨在一起，唧唧哝哝谈人生，谈志向。

旅行结婚，时髦又无奈

我和清凤商定1962年元旦结婚。可我存在信用社里的钱只够买200多个高级点心。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在名山县人委会工作的李月清嬢嬢，她提出让我和清凤到她那里去结婚，美名其曰旅行结婚。

我和李月清嬢嬢是同一个祖祖下来的亲房。我的祖父和月清嬢嬢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七岁去父，八岁亡母，无兄弟姐妹，成了孤儿，外公把我送回万年老家，傍幺祖父过日子。月清嬢嬢比我稍长，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解放后，我1951年7月参军，嬢嬢则考上了“革大”。

嬢嬢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叫我们到成都市北新街，找在省银行工作的李纪舜，让他帮忙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她又找她在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过的任和祥，帮我们解决免费乘从成都至名山的汽车。

只是从成都到名山的汽车是辆货车，清凤到司机台，我则站在汽车的厢板上，冬天的寒风吹透了我穿的棉袄，把我身上的热量无情地带走，我成了几乎失去知觉的冻新郎官。到了名山县政府，嬢嬢接到我们时，几乎是扶着我下了汽车，又搀着我到了她的寝室，烧起木炭火，让我喝了她熬的姜糖水，温度才又回到我的身上。

当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嬢嬢睡中间，我和清凤分两侧而卧。旅途的疲劳征服了我，在她俩的亲切交谈中，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嬢嬢在对面粮站上买了些小麦麸子，又在街上买了些名山的大红萝卜，加上她在机关食堂打回来的饭菜，再买点高价猪肉等荤菜，合在一起，招待了她的一对侄子辈新婚夫妇。

结婚是大事，无论如何也该响个堂

过去有“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之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岳父给清凤的陪奁是两间屋、一张床、一个书桌。当时，岳母已去世，只有岳父与清凤相依为命。他对清凤说，今后屋头还添不添人我不晓得，先把房子作为陪奁交给你。于是，我有了家。

要筹办两桌酒席，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绝非易事。危难之时，管理区作为礼品送给我几十斤红苕，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再买米割肉备办小菜，勉勉强强凑了两桌，算是在亲朋中，李纲泽、王清凤是合法夫妻响了堂。

而我送给清凤的又是什么呢？把近三百元的复员费交给她掌管，给她扯了两件夹丝呢上衣面料，把我立三等功得的笔记本给了她，在笔记本上题的辞是：

“这是我在部队时立三等功所得的，现给与你，希望它作为在今后我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的见证：记录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对友谊是永恒，对爱情是忠贞……总之，记录下我们生活中的难忘的战斗历程。”

“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当我们以后再回顾走过的路，该是多有意思。1960.11.15日于故乡，纲泽。”

再，我把我这个人，全交给了她。

就这样，一碗汤圆甜终身，我们恩恩爱爱走过了50年，我们拍了金婚婚纱照，再向翡翠婚、钻石婚走去！

（李纲泽）

搁置两年后，

回头还是他

说起和老公的恋爱经历，只能用“好事多磨”来形容。

同学介绍她表哥，被我当即拒绝

在认识老公以前，我有过一个初恋男友，我们双方的家长是邻居，但一直不合，所以我妈一直不同意我和他谈恋爱。但我妈的不同意是既不吵，也不骂，她的法宝就是悄悄抹眼泪。我妈和我爸关系一直不好，连老爸每月给我们的生活费都由老爸单位财务室直接扣下来交给我们。我爸烟酒茶通吃，如果不给他扣下来，全部工资他都可以用完。我觉得我妈确实嫁错了人，无限同情她。其实初恋男友曾是我崇拜的高年级的“学霸”，恢复高考后读了书又下了海，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当年那种情况下，我不忍心让妈妈伤心，最后还是和他分了手。

时间不饶人，一晃我就成了“剩女”。当时也没有婚介所，更没有“非诚勿扰”之类的相亲节目，谈恋爱基本都是同学同事邻居朋友介绍。这期间我也曾有过多次相亲经历，但总是高不成低不就，为此还得罪了个别领导和朋友，这其中就包括了同学的表哥———我现在的老公。

对头，我现在的老公是我同学的表哥。同学当时看我兜兜转转总找不到合适的，就主动把她表哥介绍给我。说她表哥大学毕业，人很老实，年龄也相当。但我一听说他大学时就得了胃病，而且性格很内向，最喜欢吃硬饭外加话唠的我一下子就觉得我们肯定过不到一起，当即就回绝了。

两年后，都还单着的我们又见面了

“文革”使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都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所以我找对象唯一的条件就是对方必须是正二八经的大学生，也算是缺啥补啥吧。后来，有个华西医大（当时叫川医）毕业的医生和我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就在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让我很不高兴，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了（现在我们一家都是他的病人，包括我的小外孙女都被抱去他那儿看过病，成了医患加朋友关系，想想也真是造化弄人）。

就这样，事隔两年后，即1975年，之前那位同学见我还单着，就又向我提起了她的表哥，说她表哥也还单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答应见一下。

我们两人再度相遇是在九眼桥边的望江楼上。由于我在“文革”中被个别同学误判为“黑五类”，而他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起这些，我们的龙门阵居然越摆越多，并且因为是“篱笆门对篱笆门”，我们聊得无拘无束。就这样，我们开始交往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把他带到我们单位去值班，我的忘年交书友高老师专门过来帮我把关，看了他之后的结论是：“像个读书人。”这句话对我影响不小。

困难时淡淡一句话，让我从此认定他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年底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正值上山下乡，我们家就我和我妹妹两个孩子，我当时已经在医院工作，那下乡的只有我妹了。但我身体不怎么好，心肌缺血，很多重活都不能干。妈妈年龄也大了，爸爸跟我们又不在一起（前文已经说过），如果妹妹一走，就意味着我家的重活就没人干了。

为了留住妹妹，我请我们医院的陈医生帮我开了张证明，说我心脏有问题（当然是往严重了说）。但这种证明，按理应该由综合医院的心内科来开，而我们医院是专科医院。领导知道后，就找陈医生谈话。我看情况不妙，立即把所有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陈医生是归国华侨，最怕政治上有麻烦，我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连累她呀。的确，这事在当时来说可大可小，如果你只是把它理解成夸大病情弄虚作假那就是小事，但如果真要上纲上线就可以变成“破坏上山下乡政策”，那事情就大了。

当时我们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刚参加工作的人，都得先到医院的洗浆房去锻炼一段时间，然后再分到各科室上班，职工子女也不例外。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不一样了，那就是犯了错误、出了麻烦的人，也要去洗浆房上班、反省，至于反省好久由领导说了算。出了这个事情后，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转正可能要推迟不说，多半还要被“发配”到洗浆房上班。当天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我如今的老公当时的男友，哪知他听完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洗浆房就洗浆房嘛。”就是这淡淡的一句话，让我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好了几分，觉得他对我还是真心的，关键时候还是很可靠的。

当然我后来并没有去洗浆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我们结婚了。已属剩男剩女的我们当时年龄加起来都快60岁了，所以不敢也无条件去追求所谓的“三转一响”。他有辆旧自行车，我们各有一块手表，外加他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家具是同学家具厂处理的，一桌一椅一柜一写字台一灯柜外加两把藤椅，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够“三十六条腿”。新房中唯一的装饰品是妹妹专门为我作的一幅画《拉小提琴的美丽女郎》，和我自己制作的贴花圆桌布。（李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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