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古蜀国的物质证据，也能为现代城市建设所借鉴

孙华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孙华教授（左）与传习志愿者现场交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陈羽啸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今年3月后，三星堆陆续“上新”，再次震惊世人。作为2021年的收官一讲，这次孙华教授主讲三星堆文化与历史的讲座开始前，封面新闻面向大众征集了4名传习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但都十分关心三星堆文化及发掘工作。讲座结束后，4名传习志愿者又向孙华教授请教了各自准备的问题。

在今年9月的发掘中，三星堆的7、8号祭祀坑，都曾出土过百余根象牙。大学生吕博文对此非常好奇，他向孙教授提问：“如今的成都平原是没有野生大象的，那么当时数量如此之多的象牙，是从哪里来的呢？”

孙华教授大胆推测，那时的四川盆地，可能确实有大象生存。“商代的时候气温比现在高两三摄氏度，正月高四五摄氏度，据说在黄河流域那个时候也都还有象。”孙华教授介绍，根据8号坑发现的300余根象牙推测，当时应该捕获了500余头大象，数量巨大，来自本地的可能性比较大。

孙华教授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三星堆的影响力到达了云贵高原的北部，而这些象牙则来自那里。“不过，这些都还需要验证和考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象牙里的微量元素，来推测它们到底来自哪里。”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常出现一些长着高鼻梁大耳朵的人像，充满了未来感和科幻感。大学生郝莹向孙华教授提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在材质、形态和用途上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都非常不同，造型很夸张，在现在的人看来甚至有种科幻感，这有什么依据或文化背景吗？”

孙华教授在当晚讲座中曾提到，这些夸张的造型体现的是当时贵族的一种形象。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又补充道：“这些铜像都是程式化后的东西。考古学家、艺术史专家、人类学家一般不会说艺术像哪一个人种、族群，因为艺术要创造。”据孙华教授介绍，三星堆的铜像没有个性，只有共性，也是因为传统的模式化、程式化，加上艺术创作而造成的结果。

就读于成都某小学的学生冯天婴好奇地向孙华教授提问：“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古蜀历史究竟有什么意义？”

“它对我们重新认识古蜀国的历史，提供了物质的证据，”孙华教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过去只知道春秋战国时候的巴蜀文化，讲的是巴人和蜀人。现在我们知道更早的时候，可能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柏灌、鱼凫这样的时期，我们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就有着可能和古蜀人相关的、高度发达的文明。”

来自成都理工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的冯婧，既对三星堆文化感兴趣，曾经也了解过孙华教授的相关讲座。她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孙华教授请教三星堆“法天象地”的规划方法，于现在的城市规划里，有何借鉴意义。

“我们刚才说到的，三星堆这样的城市规划，在隋唐洛阳城以后就没有再用了。我把原因归结为儒家的法地思想，战胜了法天的思想。”孙华教授认为，这种“法天”的规划方式，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应该把它发掘出来。

“法天象地的基本思想，我想在于‘法天’。”孙华教授介绍，利用人工灌渠的两岸进行象征，以东西轴线作为主轴线、南北轴线为次轴线等等方面都可以运用在现代城市规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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