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路

读书的时候，我也是有理想的少年。科学家、工程师、解放军、警察、作家……甚至还幻想着驾驶着宇宙飞船飞向冥王星。这些都是我年少时天马行空的想法。最终，我还是把书读成了二不跨五，在乡里的中心校毕业后，已无再读下去的勇气了。于是，我想去当解放军。

从农村出来，我也有过开始融入城市生活的惶恐。故乡的每一条田埂上可能都有我的足印，面对大都市我甚至还需重新学会行走。因为城市有城市的文明。域市文明就是有很多规矩，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这些规矩。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在成都当兵的时候，第一次把自行车骑入人民南路的自行车流里时，一段并不太长的路也让我骑行得汗流浃背，那是我第一次骑上自行车行走在城市的道路上，有些害怕和慌张。我脑子里想的是无论如何要驾驭得住自行车，不能摔车撞人。最终，我还是被人民南路毛主席塑像前的执勤交警拦了下来，那是在窘迫和慌乱中，我把自行骑入了对向车道。

回到地方后，我到了交警大队工作。手中有了些公权力，也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诱惑。父亲和母亲也是经常告诫我要好好工作，要经得起各种诱惑的考验。即使父亲在身患癌症独自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要求我和弟弟不能因为他的病情而影响我们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父亲最朴素的想法，那就是敬畏和珍惜。

也许是我憨厚朴实的性格更具亲和力。这些年来，我在交通警察这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喜欢寻找一个容易让对方感到亲近的话题来开始马路上的对话；也愿意用心倾听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在一次纠正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棒棒诗人”钦大杰并没有按规矩首先出示他的驾驶证件，而是掏出了他带在身上的《达州晚报》。报纸上面刊有他写的诗，对于钦大杰来说这应该是他的骄傲。我没有与他硬头乒乓的先说法律法规，而是顺着他的话题聊上了文学。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良好的沟通氛围中，钦大杰不但承认了自己的交通违法事实，而且还心服口服地接受了处罚，最后我们还成了好朋友。如果非要说我在工作上有什么经验，那就是把行走在马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用微笑和热情去冰释那些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隔阂和生冷。说到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钦大杰用一根棒棒挑出幸福的生活，又用绳索捆绑住文学的梦想。因此，大家都称他为“棒棒诗人”，他也喜欢这个称呼。在地域上，麻大亭(麻柳、大树、亭子)的人都喜欢相互称为老乡。我和这个老乡相识后，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一个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的人，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还始终坚守着心中的梦想，这令我十分钦佩和感动。

受钦大杰的感染，我也重新拿起了笔，坐到了写字台前。开始写过去的经历，写工作上的酸甜苦辣，写内心的感受。我老家把娘直接唤成“奶儿”，多年来我也是这么在唤娘。我母亲后来非要让我改口叫她“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叫这个洋盘的称呼反而让我更难为情。我就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第一时间给了钦大杰阅读。钦大杰说我写的情感真挚而朴实，鼓励我马上去向《达州晚报》投稿。其实，报社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咫尺，我却没有投稿的勇气。钦大杰陪我走到了报社的大门口，我才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2015年12月12日，《达州晚报》第七版“夜雨”栏目刊登了署有我名字的文章《奶儿》。投稿时我写的题目是《妈妈》，晚报的编辑对我的文章作了精心修改，甚至直接把题目换成了《奶儿》，才让我这篇乡土气息浓郁的稿子见了报。就这样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第一次散发出了墨香。正是因为有钦大杰的鼓励，才让我把一个深藏在心中的梦想照进了现实。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我又认识了很多热爱文学的朋友，他们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甚至报社的编辑还鼓励我：“拥军，尽管你的文章还很稚气，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但很接地气，接地气的文章反而能打动读者，有时间就去多读、多写、多学习，这样才会越写越好……”因为鼓励，我才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说过：生活，就是要有意义。我喜欢这条马路、喜欢把自己的心路历程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也想自己的生活有一些意义。

文学只是我内心深藏的梦想，指挥交通才是我最好的手艺。既然是一个有手艺的人，就要拥有一颗匠心、就要拥有工匠精神。当然，这样不妨碍我坚守自己的文学梦想。

邓哥夜话

邓拥军 年过五旬，外表憨胖，内心柔软，说话、唱歌都操一口纯正的麻柳腔。在达城马路上执勤多年，得过几个奖章，拿过几本证书。一个连“的地得”“定补状”都弄不醒豁的家伙，听说不想当作家的交警就不是好交警以后，业余时间拿起笔来开始涂抹自己的文学梦，随心随喜随记，就当给生活添料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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