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李劼人 李劼人诞辰130周年,龚静染著书还原一代文学大师

今年是李劼人诞辰130周年，这是一位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刘心武曾说：李劼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

李劼人也是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开始，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二十七年与嘉乐纸厂息息相关，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

作家龚静染查阅上千卷档案卷宗，整理亲历者的记述，写出《李劼人往事 ： 1925-1952》一书，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往来电文等一手史料首次呈现，让我们得以重温李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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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缘起

2017年夏，龚静染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李劼人的东西，非常惊讶。

大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他的面前，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们的时候，好像李劼人才刚刚离开不久，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就在那一刻，龚静染下定决心来完成这件事，而这就是他写李劼人的由来。

李劼人从1925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这里就封存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但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大，必须花大量时间泡在里面。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虽然不胜其苦，但龚静染也感谢这个有些煎熬的过程，因为书中诸多细节都是在其中发现的，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他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陆续在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李劼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等后人和友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才进入写作阶段，由于前期的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

龚静染在《李劼人往事》的序言中谈到，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过去，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来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他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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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李劼人

龚静染认为，李劼人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的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一个是1935年到1937年之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段加起来大概在十年左右，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如果要概括李劼人的文学，讲这十年足矣。

然而，这部书却更多讲到了李劼人的遗憾。因为他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1952年，他就任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去写作了。但他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其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部 50万字的长篇小说。1961年11月5日，李劼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大波》写完，准备写下一部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部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大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李劼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部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李劼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部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李劼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李劼人的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是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 （魏时珍《未料强悍身先死》）

这些年关于李劼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而现在的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中国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舒新城当年曾说他的小说“为民国以来第一部佳著”，也许就看到了这点，如果真要重写文学史，李劼人的“被发现”几乎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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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

成都商报：你希望借以这本书表达对李劼人怎样的情感？

龚静染：首先这是一本致敬之书，李劼人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巨匠级的人物，是一个真正值得好好研究的人，他的作品不应该再被漠视和遮蔽，这是本书的应有之义。其次，这也是一本还原历史的书，它不是那种靠零碎的文献资料拼凑出来的东西，在史料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上它是前所未有的，而真实性摆在了第一位。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一个真实的李劼人，读到历史的气息，也读到一个变革时代的风云变幻。

成都商报：你通过这4年的创作，对李劼人又有了怎样新的认识？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龚静染：李劼人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作家，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写作素材都装在了肚子里，准备晚年来偿还欠下的文债，可惜他没有完成。

成都商报：过去很多作家都说过李劼人的文学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价值和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评价他的文学成就？

龚静染：当时，李劼人除了在法国待的四年多，其他时间主要还是待在（不属当时文化中心的）四川；另外，他的写作一直坚持用四川方言，虽然非常生动、活泼，精彩绝妙，但也存在区域性的问题，外省人对川话未必领会其精髓；同时，在李劼人的笔下，没有高大上的人物，大都是生活在民间底层的各色人等，缺乏时代需要的人物。但是，在经过了半世纪后，人们逐渐发现李劼人留下了真正的文学，不是那种喧嚣一时、倏忽而过的东西，而是与世界一流文学接近的好文学。在我看来，他的文学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作家，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学大师。

成都商报：你在序言中提到，李劼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那么，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李劼人？

龚静染：李劼人有27年的时间在与嘉乐纸厂打交道，从青年到壮年都耗在了里面，可以说他的三分之一多的人生时光都跟这个工厂连在了一起。在经商方面，他其实有不小的贡献，嘉乐纸厂是四川的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张的生产供应从客观上支援四川的文化、教育等发展，这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同时，李劼人通过工厂的经营一定程度实现了他文化情怀，如支持办刊、赞助办学、救援贫困教授等。在文学方面，李劼人的商界经历对他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对社会生活就有了新的观察角度，对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有了更深的接触和理解。李劼人的写作有开阔的气象，有扎实的生活底蕴，就与他的这段经商生涯是分不开的。

德德儿 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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