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2000万人口俱乐部” 成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

来源:澎湃新闻 2021-06-04 18:22 https://www.yybnet.net/

近期，人口成为热点话题。

先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掀起了一场关于人口增减与流向的讨论；几天前，“三孩生育政策”又引发人们对人口结构的关注。

在七普数据中，上海和成都的人口数据变化颇受关注——

一方面，成都正式迈入“2000万人口俱乐部”，增长之势愈发强劲；另一方面，相对于浦东开发带来的快速增长，近十年间，上海人口虽达到2487万，但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比上一个十年降低了20.53%。

2000万，会是中国城市人口的极限值吗？作为城市发展的红利，透过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再分配”，又如何预测中国城市的新格局？

近日，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尹稚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回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人口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2000万”不会成为中国城市的一道坎。眼下，最有希望的方式是拒绝低密度蔓延式扩张，形成更加集约的“低碳”城市——从这个角度看，西部是充满机会的。成都图源：天府发布尹稚

人口增长一定是好事吗?

从成都数据看

人口的快速增长形成了良性结果

小布：有观点认为，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有竞争力、是否繁荣最关键的数据是人口是否增长。您怎么看待人口的增长？

尹稚：人口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今年七普数据公布后，最受关注的是成都，重要原因在于其人口在“量”上的重大变化——“2000万人口俱乐部”，被认为是全球城市序列的硬性指标之一。成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

从全球城市的发展史看，人口增长的确是城市竞争力和活力的象征，也是城市走向更加繁荣的标志。

但这一评价体系的前提是，城市要首先确保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过去，拉美城市也曾在短期内迎来人口的暴涨，但从最后的结果看，由于就业机会的短缺，导致大量人口盲目甚至被迫涌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城市贫民。

所以，当上海等城市进入“2000万人口俱乐部”的序列后，也出现了系列问题，比如，城市承载力跟人口聚集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现象——承载力的提升，赶不上高强度人口在少数地段的高密度聚集，无法让人口享受一种比较优质的、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的这样一种开发强度。所以，他们开始从户籍制度的调控入手，有意控制甚至减缓人口流入的速度。上海，陆家嘴上海中心大厦、东方明珠等地标建筑与北外滩的居住建筑和老房子同框

但从成都的数据看，人口的快速增长在这里形成了良性的结果——一方面，人口数据显示，成都对中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明显增强，这可以成为城市人口红利；而从城市经济社会数据看，成都的经济动力和就业安置能力很充沛。

那么，对成都来说，人口增长一定是好事情，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容纳这些人口，如何合理通过城市承载力的提升，使进来的人能够过得更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2000万会成为城市人口的一道坎吗？

城市要算更加“立体”的账

小布：从上海的经验来看，“2000万”是否也会成为成都未来人口的一道坎？

尹稚：我一直强调，人口的增长，一定要首先适配城市的承载力。近年来，上海、北京开启人口缩减模式，是因为该地区长期以来出现了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控，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时段性的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讲，合理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2000万”会是中国城市的一道坎。太古里

即使是北京、上海等地，除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居于国际高位水平之外，无论从市域人口的集聚强度，还是比较建成区和可以容纳的总人口来看，其实，我国大多数城市，在城镇化地区低效利用土地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

其实，人口问题不仅是简单的数字增减，这是“平面”的账，而城市要算的是更加“立体”的账。

比如，传统思路是把人口增长，跟外延式的城市拓展（即所谓的城市新区开发）紧密结合。近40年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其实，大多城市土地资源的绩效使用并没有实现好的利用。

那么，如果城市能够通过控制土地释放量，倒逼城市集约化程度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开发强度呢？这其实就是一条更加节约资源的城镇化道路，对城市而言，会更加关注和提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以及建设总量，从而大幅度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更加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也符合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个低碳的城市，绝不是一个低密度蔓延式扩张的城市——更集约的城市开发，对降低城市碳排放、缩减城市通勤距离都是有好处的。2020年12月18日，成都地铁“五线齐发 ”

我相信，未来5年里，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成都，都可以在用地指标完全不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城市更新、单位面积开发强度的增强，提升经济社会职能，从而容纳更高强度的人口密度。

人口结构变化会否重写区域发展格局？

城市培育自己的优势

才能吸引到合适的人

小布：此次七普数据中，长期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出现了流入人口快速增长。西部地区人口“倒流”的现象是偶然还是必然?

尹稚：必须关注一个事实，从人口结构看，人口流入和流出的人口，其实叠合度是非常低。我们观察到，四川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出现象仍然显著——但当地人口的增长也是事实，不过，流入人口的素质较高，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地，属中高端人才。

数据背后，其实是区域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转变，比如公园城市建设、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大量高科技投资在这里的选址和落地。市民在桂溪公园游玩

在我看来，人口的迁移是用脚投票的，不同教育背景、收入甚至地域文化的理性判断，决定了人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居住生活。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对城市来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培育出自己的优势吸引力，才能吸引到合适的人。

比如，对近年来流入成都的中高端人才来说，这属于“二次选择”——正是这几年成都人居环境条件的大幅提升，以及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给了他们新的发展机会。2020年9月，京东方智慧系统创新中心在蓉开建

当然，有些共性的“硬”指标是必须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一定要有充分就业的机会，此外，人们需求的公共服务，跟他得到的公共服务之间不会产生较大差距，也就是说，基本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小布：四川人口的增长，其实契合了国家“第四极”的战略。是巧合吗？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尹稚：在此次七普数据中，中国第四极的崛起与国家战略完美契合，这不是巧合。事实上，战略的制定都是因势利导的结果，在此之前，会先有大量数据预估地区未来的发展态势，如果在这种客观演进的基础上，能够注入国家引导性的政策，还将进一步演变形成更良好的结果。

但在市场经济下，市场会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人口亦是如此。从数字来看，成渝地区是有自身优势，一是良好人居环境的吸引力，同时，当地相对宽容、带有包容性的文化，更适合不同地区的人群成为新居民后的生存和发展。小布：对西部城市来说，应该如何把握人口红利的机遇？

尹稚：我一直相信，中国城市已经进入区域合作时代，而在人口方面，不仅要实现在市域内相对均衡的资源布局，更要跨出市域范围，实现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布局。

从这几年的发展看，成都对区域协同的认识，在大城市中算是觉醒得比较早的。

比如，成都较早提出要跟周围的地县市协同合作打造同城化。从四川省到成都市，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当地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进程，除了长三角之外，算是比较前卫的推进进程。一方面，成都比较先进的理念，是重视交通的互联互通，所以这里比较早地成立了地方型的轨道公司，并且明确提出要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有具体的投资安排、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