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交大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建设“轨道上的成都大都市区”

2021年1月12日成都，一辆动车在城市建筑群中驶过，高铁轨道交通与城市相结合，为人们出行提供方便

随着各地陆续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分布的新特征逐步显现。这些新特征足以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征之一，就是“千万人口俱乐部”正在扩容，“两千万人口俱乐部”也迎来新成员——成都成为继重庆（3205万）、上海（2487万）、北京（2189万）之后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

中国已达2000万人口的城市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面临哪些优势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

赵坚认为，无论从土地资源的角度，还是从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角度，中国都需要更多人口超2000万的大都市。作为“两千万人口俱乐部”的成都，要想更好发挥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就应该着力发展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上的成都大都市区”。

专家访谈

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应建设“轨道上的成都大都市区”

作为“两千万人口俱乐部”的新成员，成都如何才能更好发挥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

赵坚提出，成都应该着力发展好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上的成都大都市区”。比如，在中心建设30~40公里周长的双复线轨道交通，预留发展空间，在枢纽车站上进行高密度开发。从枢纽车站向外延伸枢纽铁路，着力中心车站周边的开发。

“因为人口达到2000万到4000万的城市，不能仅仅依托于道路交通，必须依赖于轨道交通。必须把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购物都集中在轨道交通的枢纽站上，城市空间的布局要围绕轨道交通来。而且轨道交通的通勤铁路不应该特别长，应该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中国需要更多人口超2000万的大都市

两年前，赵坚曾撰文比较过中美两国大都市的发展。201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比2000年增加10.8%，比1990年增加26.4%。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统计，2010年排名前2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37.4%的人口，生产了46.6%的GDP，获得了63%的专利，大都市区同时是创新中心。在我国，2010年排名前2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GDP占全国的29%，分别比美国低28.4和17.6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反映出我国人力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上的差距，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水平远低于美国，同时，也指示着我国人口空间流动和城市人口结构调整的方向。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土地面积和咱们国家差不多，但美国大概有3亿人口。而我国土地资源非常稀缺。一个城市2000万人口可以说比较多，但是从土地稀缺的角度来讲，我国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赵坚表示。

从新技术产业的角度，赵坚表示，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涌现出大量与信息智能相关的数字技术公司、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活动倾向集聚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大城市，才能获得集聚经济优势，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不同城市。集聚经济的匹配、共享、知识溢出等三个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企业总部、数字技术公司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倾向集聚到大城市。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2000万人口的好处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更集聚、更节约，更具有规模经济。同时大城市它更具有创新能力，大城市的GDP人均是最高的，人均专利数也是最多的，所以大城市更有效率。”赵坚认为，应当重点发展20个左右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区，充分利用集聚经济优势，使大都市区成为催生创新型企业的温床。

人口多还会形成多样化需求，赵坚认为，大城市不仅需要高技能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家庭服务员、清洁工、街头摊贩、快递员各类人员等。大都市区的人口聚集，也能够为第三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更大的发展空间等。

城市发展难点之一在于轨道交通发展太慢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否会带来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

赵坚认为，发展大都市区经济要破除“大城市病”恐惧症。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并不是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原因，城市治理能力低下和轨道交通发展滞后才是原因所在。特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是动态变化的，对东部城市来说，水资源短缺可以通过海水淡化解决，交通拥堵可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缓解。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是市场的短缺信号和投资的机会，而不能成为限制人口流入的理由，顺应市场才能把握发展的机遇。

赵坚告诉记者，我国城市发展的难点之一在于轨道交通发展太慢。“就中国来说，这2000万级人口城市的大城市，像北京和上海轨道交通在700公里左右，交通怎么会不拥堵？”

赵坚曾发表文章指出，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报告，把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其中人口密度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为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人口密度在10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为人口高密集地区。2000年至2016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了约3.3倍、城市市区面积增长了约1.8倍，但人口密集地区只增长了约20%，城市人口密度在不断降低，土地的城镇化远超人口的城镇化，更说明我国人口空间配置的发展趋势不能适应新产业革命的要求。

他在文章中还提到，每个大都市区在1.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可集聚多个中小城市，高密度的可容纳2000万到4000万人口。为此，需要把超大和部分特大城市的行政区划扩展到可能存在紧密经济联系的1.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这样的话，仅涉及不超过20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及这些城市周边的少数县，影响面较小。在操作上，可将直辖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包括副省级城市）半径70公里左右的地域，以县为单位划归相应城市的行政区划。这至少要建设4万公里通勤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支撑20个大都市区的运行，这需要破解发展轨道交通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运营管理方面的体制政策障碍。

提高城市集聚经济水平 释放特大城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记者梳理过去10年中国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变化，发现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基本在200万左右。深圳、成都、广州、西安、杭州等城市人口增长较快。

赵坚认为，严格限制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以及超大城市区划面积过小和原国土资源部控制特大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增加“中小城市、县城建设用地供给”的政策，导致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其结果是，在没有市场需求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出现了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和各类开发区中大片的闲置土地。

记者梳理七普人口数据还发现，过去10年，中国流动人口出现了大规模增长，但是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3.9%，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4%，中间差不多还有18.5%的差距。

如何理解这些差距？赵坚认为，这意味着其实将近20%的流动人口还无法在城市安家。他提出，应该着力解决这部分人的落户问题。现在在推动改革户籍，300万人口（或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可以落户，但是对于不少特大城市来说，落户还是有限制的，而这个应该放开。赵坚认为，须废止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的相关政策，提高城市的集聚经济水平，使特大城市成为核心的大都市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实习生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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