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东晋建于公元317年;又有人说,东晋建于公元318年。因为琅琊王司马睿在这两个年份先“称王”(晋王)再“称帝”,这是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其实,这都不重要。一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正如西晋的灭亡,有人因首都洛阳陷落、晋怀帝(司马炽)被俘(313年),就说西晋已经灭亡;有人因首都长安陷落、晋愍帝(司马邺)出城投降(316年),才说西晋彻底灭亡。我认为,只要“晋的旗帜”还在,哪怕就是负隅顽抗、苟延残喘,都证明“它还活着”。要说西晋的灭亡,罪魁祸首还是开国皇帝司马炎(晋武帝),三个“重大决定”都是他的“金口玉言”。
一是变态的分封制。司马炎认为,秦二世而亡主要是因为实行郡县制。自己让曹奂禅让,而其他诸侯王“屁都不敢放一个”,主要是因为这些曹姓的王国既没有经济实力,更没有军事实力。因此,他就“狮子大开口”,一口气就分封了27个王,这些“王国”不仅有人权事权,而且有军队。权力是魔鬼,激荡起的是更大的权力野心,这是“八王之乱”的根源。尤其是西晋后期,这些本该“勤王”的王国,却成为拥兵自重的“割据军阀”,置中央生死而不顾。晋怀帝司马炽(司马炎幼子)调兵遣将的诏令,无异于一纸空文。也正是“八王之乱”,给了“五胡乱华”的机会,历史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内忧外患真正是“孪生兄弟”。
二是变态的嫡长子继承制。史载,司马炎有25个儿子,但活到成年的只有9个。这9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其中7个“不得好死”。杨皇后(杨艳)生了3个,分别是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可是,嫡长子司马轨,只活到两岁就一命呜呼,次子司马衷就成为“嫡长子”。因此,司马炎称帝(265年)两年后,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皇家事业”接班人。这个司马衷的“呆傻”,前面已经说过。为此,司马炎也犹豫过,认为“太子不堪奉大统”,想改立沉毅大度的司马柬(第三子)。这个司马柬,也是“好人命不长”,司马炎驾崩的第二年(291年),也追随父皇的脚步而去。就在司马柬死的那一年(291年),“八王之乱”就拉开帷幕。不知道杨皇后是怎么想的,这个司马柬也是她的亲生骨肉,只是过继给了司马攸。一旦司马炎欲行“废立之事”,杨皇后总是有一条理由: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或许,司马炎很爱杨皇后,或许司马炎也严重惧内。杨皇后的这句话,总能让司马炎改变看法。在古代国家,“祖制不可违”的观念根深蒂固,于是,“傻太子”在两位“杨皇后”(杨艳、杨芷)的保护下,最终变成了举世闻名的“傻皇帝”。
三是变态的“太子妃”。前面说过,司马炎想把卫瓘的女儿纳为“太子妃”,还为此把“贾家女”和“卫家女”做过全面比对,得出了“五好五不好”的正确结论。但是,他经不住贾充展开的“女儿推销战”,经不住杨皇后(杨芷)的“软磨硬缠”,把贾南风册立为“太子妃”。当“太子妃”变成“丑皇后”,权力的欲望空前高涨,“抓权的行动”从收拾杨骏为首的“杨家势力”开始,直接挑起了“八王之乱”。这八个“王”分别是司马乂、司马越、司马颖、司马玮、司马亮、司马伦、司马颙、司马冏,最后胜出的是司马越(东海王)。“八王之乱”开始于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291年),终止于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出镇建邺”的那一年(307年),这一闹就闹了16年,约占了“西晋寿命”(265-316年)的三分之一。这样看来,对于“八王之乱”,皇帝司马炎要负主要责任,两个“杨皇后”至少应该负次要责任。
“内乱的大戏”才唱完,“五胡乱华”的历史大戏又拉开了帷幕。奄奄一息的西晋,经不住胡人军队的“猛烈敲打”,最终被“汉赵帝国”(前赵)撵出了历史舞台。有史家说,西晋的灭亡,是因为“傻皇帝”和“丑皇后”没有采纳“太子洗马”江统的《徙戎论》。我认为,这种说法有点欠科学。公元299年,鉴于“氐人皇帝”齐万年的叛乱,时任“太子洗马”的江统激情上表,这个上表就是《徙戎论》。他向朝廷提出的长久之计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我的看法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且不说少数民族内迁、内附由来已久,“遣还本土”只是西晋朝廷的一厢情愿。前面说到“成汉帝国”,就是在“遣返与反遣返”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当时,“八王之乱”已让西晋朝廷自顾不暇,哪来的精力和实力去抓遣返工作呢?
有史家说,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没有参加“八王之乱”。其实,司马睿不仅参与了“八王之乱”(不是主角),而且还成为了“战争俘虏”。史载,公元304年,东海王司马越“挟持皇帝”征讨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这个时候,司马颖已是“皇太弟”,觉得京城“不安全”,仍呆在邺城“遥控朝政”。这场邺城征战中,时年25岁已是左将军的司马睿也忝列其中。可是,司马越战败,“傻皇帝”(司马衷)和随军大臣都被“掳进邺城”。司马睿在这时成为了“战争俘虏”。好在司马睿还是“脑壳灵活”,居然带着家小逃出邺城,回到琅琊封国(今山东临沂)去了。
邺城,在“三国时代”,就跟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司马懿第三子)发生了联系。西晋建立前,司马伷驻守邺城。这个邺城是“魏王”曹操的“根据地”(封地),也是曹丕篡汉后“诸侯王”的“聚居区”。这个司马伷,参加灭吴大战,东吴灭亡时(280年),是他亲自接受的孙皓投降。西晋建立后,因为“灭吴之功”,司马伷又由初封的“东莞郡王”,改封为“琅琊王”。应该在这时,“琅琊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被改封为“赵王”。司马睿这个“琅琊王”封号,是由祖父司马伷传给父亲司马觐(282年)的。史载,司马觐“庸碌无为,但地位高”。他死后(290年),儿子司马睿袭封了“琅琊王”的封号(291年),那时司马睿才15岁。
我之所以说这个“封号”,是想说明“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证明他的“皇族血统”。还有一个原因,是想找出司马睿跟“琅琊王氏”的瓜葛。但是,有史籍却说,司马睿并没有“皇室血统”,还记录了“牛继马后”的故事。司马懿的睿智,缘于他的博学多闻,连《玄石图》这样的“谶纬之书”,也在浏览范围。史载,公元235年,凉州张掖郡柳谷口水涨,出现了奇异形状的“瑞石”,上面有石马、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等形象,被称为“玄石图”。《建康实录》说,“牺牛”在“石马”的后面,有占卜者解读出“牛继马后”这样的谶语。据说,《玄石图》是曹魏时期的“畅销书”,司马懿“得而观之”也有可能。但他读到“牛继马后”这句“谶语”后,却“满心不欢喜”。虽然,司马懿当时还没有“篡夺之举”,但“篡夺之心”肯定是有的,以他“聪明的大脑”,完全可以预料未来的江山必是“司马氏的世界”。“担心”催生“疑心”,为他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爱将牛金就因为“姓牛”就“倒了大霉”。找到了“霉头”,司马懿就假意设宴,用毒酒毒死了大将牛金。
司马懿为子孙后代解决了“重大隐患”。不曾想,他的孙子司马觐虽然“庸碌无为”,但是因为有钱又好色,妻妾成群。他本人可能由于被美女“掏空了身体”,刚过“而立之年”就“病恹恹”的,拖了五年,290年去世时才35岁。而他的妻子夏侯光姬,或为争风吃醋,或为放纵欲望就红杏出墙了。而这个“坐在墙外等红杏”的人,就是王府的小吏又刚好姓牛。历史真这么巧?有人直接说这个小吏居然也叫“牛金”,是他们私通生下了司马睿。后世史家或者直接把“司马睿”戏称为“牛睿”,还把“东晋”称为“南朝晋牛氏”。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千年之谜”了。因为古代没有我们现代的亲子鉴定,他们能有的技术叫作“滴血认亲”,更何况人家“琅琊王”司马觐都不曾有“丝毫的怀疑”呢?
这个夏侯光姬出生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夏侯渊,父亲夏侯庄,也曾官至“淮南太守”。这样的“家教谨严”,估计也不会出现“浪荡成性”的“良家女”。我们在《笑谈“三国”那些事儿》说过,曹操其实也姓“夏侯”,因为他的父亲“夏侯嵩”是当朝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夏侯嵩”才改为“曹嵩”,之后,曹操就不姓“夏侯”了。这个“夏侯光姬”诞下“王子”司马睿(276年),司马觐才20岁,正处于人生青年时。因此,我认为“牛继马后”的故事,其实是后人为了“应验谶语”编造的。据说,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北齐人魏收的《魏书·列传》里。在“伪晋司马睿”条,直接说“司马睿”是牛金的儿子,“司马”是“冒姓”。从“否定东晋的正统性”出发,“牛继马后”的故事或许就是《魏书》的“胡编乱造”。
也有的史家说,夏侯光姬红杏出墙虽是“小概率事件”,但也有可能真实地发生过。司马觐要让牛睿“冒姓司马”,主要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在封建社会,女性红杏出墙为世人所不齿,受到的惩罚,不是“关笼子”就是“沉河死”。司马觐“戴了绿帽子”居然“忍气吞声”,让夏侯光姬“好好活了下来”。司马觐死后夏侯光姬又活了17年(死于307年),还随司马睿“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据说,夏侯光姬小字“铜环”,又有“谶语”说“铜环入海建邺期”,而司马睿正是在建邺“称王称帝”。其实,“谶语”有时也是有人编造的“政治宣传品”,就像“大楚兴、陈胜王”,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谶语”有时也“害人不浅”,就像“代汉者当途高”,让好多人为“皇帝梦”相继“走上绝路”。“望气说”也害人,东晋的首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吧,就被“金陵有王气”弄得“尴尬了上千年”。
(待续)□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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