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二十三）

其实，桓温伐蜀，也不是“一举可成”那么简单。有史家说，“桓温伐蜀”堪称“史上最阴差阳错的胜利”。首先，桓温伐蜀，就没有得到朝廷支持，属于地方军政长官（桓温）的“个人行为”。在东晋王朝，“主流意识形态”有两类：要么偏安江南，要么北伐中原。对于“衣冠南渡”的大臣、名士、贵族们来说，“光复中原”（北伐）才是真正的“还我山河”。当桓温提出西征（伐蜀）时，朝廷里立即“唾沫星子乱飞”，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因为，桓温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灭蜀），显然不符合主流想法，遭到质疑和反对也是正常现象。但桓温就是桓温，他“不畏浮云遮望眼”，在质疑声中却下定了“西征的决心”。

他的考虑有三个方面：一是有驸马的身份（皇亲国戚）。“南康公主”是晋明帝司马绍嫡长女，有个奇怪的名字：司马兴男。她自小“巾帼不让须眉”，颇具男儿气概，下嫁桓温后，灭了桓温的威风。史载“桓温尚公主而敛威”。虽然桓温“惧内”，但皇亲国戚的身份，还是让他在朝廷有一定的“话语权”。二是有荆州刺史的权力（手中有兵）。我们都知道，西晋司马炎的“封侯”都是“实封”，地方“王国”里都有“枪杆子”（军队）。到西晋后期，这些郡国的“军事操控权”逐步转移到州刺史、郡太守的手里。到了东晋，州刺史或郡太守也大都“拥兵自重”，无异于分裂时代的“割据军阀”。所以，桓温能尽起荆州之兵7000人参与西征。三是有精准的分析（灭蜀必胜）。朝廷“最大的担心”是“后赵”的石虎会趁机偷袭东晋。但桓温认为“一州之兵”无关大局，东晋的“国防力量”仍然很强。而且“后赵”石虎必定以为东晋有“重防”而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决定以自己的荆州之兵，担当伐蜀的重任。我们前面说到的“拜表而行”，其实是他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未等“批复”就“提兵远征”。这样看来，桓温伐蜀，真的就是他的“个人行为”。

当然，按照当时桓温个人的“政治需要”，他也需要用“一将功成”来提高“人气指数”。“北伐”，对于东晋来说只是一个凝聚人心的“政治口号”。正如“智慧之神”（诸葛亮），矢志北伐，六出祁山，累死在“五丈原”，也终无所获。后来的历史上，桓温也曾有两次北伐，除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名人名言”，也没有“多大搞头”。抢得的地盘也多是得而复失。东晋也有个“坏毛病”：无论是名士，还是战将，谁的“人气指数”高，谁就可能“官高权重”。这个“人气指数”，成了文臣武将的“人生追求”。据说，桓温伐蜀的决心这么大、信心这么强，是他的下属袁乔（江夏相）劝他要“惜千古良机，建不世之功”。于是，“益州刺史”周抚随军，袁乔则成为桓温伐蜀的“急先锋”。

巴蜀处在长江上游，桓温率领的晋军逆流而上，“伐蜀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成都。“成汉帝国”派出两员大将（李福和昝坚）御敌。但这两员战将“意见不一致”，探到晋军“兵分两路”的消息，也决定“分兵截击”。哪知，袁乔的一番“战略分析”改变了桓温的“错误决定”，不仅没有“分兵出击”，而且采取“破釜沉舟”的战术以“鼓舞士气”。我们都知道，项羽“破釜沉舟”，收获了“百二秦关终属楚”的辉煌战绩。桓温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是，晋军“战略改变”，“成汉军队”没有及时知道。导致御敌的路线和晋军进军路线“不在一条线上”。桓温大军“一路高歌”，抵进成都附近的“十里陌”（原成都南十里），准备“夹击敌军”的昝坚部队也全线溃败。晋军迅速推进，直逼成都西南的“笮桥”。

在这里，敌我双方开始生死对决。东晋最坚定的“主战派”袁乔（江夏相）担任前锋，一马当先，然而左冲右突、死伤无数、毫无进展。这是桓温和袁乔等都“始料未及”的。不是说“李势无道、民心不附”吗？李势组织的抵抗，咋还是这么“坚强有力”，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桓温“孤军远悬”，又遇“坚决抵抗”。蜀军乱箭齐发，晋军“进退失据”。据说，一支箭居然落到了主帅桓温的马前（一说射伤马首）。冲锋在前、主帅在后，这一支桓温的“马前箭”说明了晋军的“危险指数”（在敌军射程内）。为此，晋军军心动摇。桓温看大势已去、建功无望，为避免“全军覆没”，无奈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鸣金收兵）。

我们都知道，进军“擂鼓”，退兵“鸣金”（敲钲）。巴蜀地区出土的“虎妞淳于”，其实就是“战鼓”。出土的“钲”，就是“鸣金”的“金”（作用近于锣）。哪知传令官见“部队骚动”就“慌了神”，本该“鸣金”却把战鼓“擂得山响”。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在隆隆的战鼓声里，晋军个个精神振奋，“拼了老命”扑向李势队伍发起疯狂的攻击。战斗的输赢，最关键的是“士气”。晋军“士气满满”，而蜀军就“军心大乱”，有了“兵败如山倒”的惨痛结局。史载，桓温灭蜀，历时5个月。这是桓温人生经历中惊心动魄的“豪赌”。本来“命悬一线”，不料却能“绝处逢生”，而且“大功告成”，这样的结局，却是传令官“阴差阳错”造成的，历史也会跟人“开玩笑”。而且历史的转折，也往往是因为小人物或小事件，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不鲜见的“浪花一朵”。

在文学名著《红楼梦》里，贾母对林黛玉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可怜见的”，表达的是对林黛玉的“怜爱之情”。而桓温取得伐蜀的“全功”，却不及时“归军江陵”，又在成都留镇一个月。说是“留镇”（军事术语），有人又说是“盘桓”（民间语言）。我想，在刚刚取得伐蜀胜利的时候，桓温在成都“逗留一月”，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留镇”。我们发现，过渡时期的政府都是“军政府”，需要军队发挥“稳定政权、安抚民心”的作用。在桓温“留镇”成都期间，一个“我见犹怜”的新词，就发生在桓温与李势妹妹的“香艳故事”里。“我见犹怜”，用以形容女子的娴雅可爱，令人望而生怜（爱）。后来发展为一个成语。这个典故，发生在东晋时期，与“成汉帝国”有联系。桓温灭了“成汉帝国”，又在成都“逗留了一个月”，直到把“益州”完整地交给“益州刺史”周抚手中。有人却说起“趣历史”，说桓温胜利后不“振旅而归”，而是“盘桓蜀中”，为的是一个女人，这就是“成汉帝国”末代皇帝李势的妹妹。为了给说史增加点“佐料”，我也来说说这个故事。

说来也奇怪，成汉的“末代皇帝”李势生得“奇形怪状”，尤其是“腰带十四围”的记载，给后世的读史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正是“一模二样”。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说，李势的妹妹，生得珠圆玉润，国色天香、长发委地、倾国倾城。李势“衔璧舆榇”向桓温投降时，桓温看到了李势的妹妹，眼睛都直了，也有人说“眼睛都绿了”。为此，桓温做出了两个“大胆的决定”：一个“大胆的决定”是把李势妹妹“收为偏室”；另一个“大胆的决定”是“赦免李势宗室”。说他“大胆”，一是因为他“惧内”，居然敢“私纳偏室”；二是因为他只是“权臣”，“赦免”的权力却在“皇帝手里”。我在想，桓温赦免李势宗室，肯定跟李势妹妹“长得乖”有很大的关系。美丽，有时真有“摄人心魄”的力量。

前面我们说过，“桓温惧内”，是个典型的“ 耳朵”。在南康公主面前，更是只得“忍气吞声”。这样的夫妻有“表面的风光”（显贵），却没有实在的幸福（温情）。有个历史故事，证明了他们夫妻生活“并不正常”。据说，谢奕是桓温的“毛根朋友”，在桓温为“荆州刺史”时被任为“司马”。这个谢奕，特别喜欢找桓温“狂喝滥饮”，桓温实在违拗不过，就躲进南康公主司马兴男的寝室。谢奕不敢擅闯“公主寝宫”，桓温庆幸“逃过一劫”。哪知南康公主却非常高兴，说：如果没有这个“放荡的司马”，我怎么才能见到你啊！说这句话的时候，南康公主的心里肯定是“酸溜溜”的吧。说桓温和南康公主“夫妻生活不正常”，但是桓温的儿子、女儿有一大堆，而且有个儿子桓玄，还完成了桓温的“人生梦想”（称帝）。这是后话，在此按下不表。我这时想起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是描绘女性之美的经典之笔。这还不算，宋玉文还以登徒子娶了个“典型丑女”，却生了“一堆儿女”的事实，说明“登徒子更好色”的道理，也让人忍俊不禁。

桓温把李势妹妹“纳为偏室”，本是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无论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还是“三妻四妾”的现实，都说明桓温“纳偏室”是符合“婚姻规制”的。在与“賨人”有关的“白虎复夷”的典故里，还有“十妻不算”的政策规定。有人不能正确理解“算”，说“賨人娶十个老婆也不算多”。其实这个“算”，指的是“人头税”。也就是说賨人娶十个老婆，都可以不向政府缴纳“人头税”。说明秦昭襄王时期，賨人享受的优惠政策，是“何等的优厚”啊！

远的不说，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还专门给贾充发了一个诏令：允许充有“两个正妻”（李氏和郭氏）。虽然贾充因为郭氏“醋性大发”，没有与“结发之妻”（李氏）团聚。但司马炎的真情，还是让贾充“涕泪横流”。桓温害怕南康公主，不敢把李势妹妹带回家，就安置在书房里（书屋藏娇）。南康公主“豪爽又泼辣”，闻此不禁妒火中烧，赓即“兴师问罪”，一场“仇杀的惨剧”即将发生。然而，事情却发生了逆转。此时“李娇娘”正临窗梳妆。其实，女人最美的姿态是“梳头”（搔首弄姿），李娇娘当时“美得不要不要的”。她揖拜了南康公主后说：我国破家亡，并不情愿到这里来；今天如果能被杀死，这倒是我的心愿。南康公主失声说道：我见亦怜，何况老奴（桓温）乎。后来，南康公主居然与李娇娘成为一对“好姐妹”，这算不算一段“历史佳话”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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