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来 张大千在昭觉寺

1945年11月，张大千造本师释迦牟尼佛像与阿弥陀佛各一尊，刻石成碑，此为拓本

张大千敦煌临摹期间的画作《仿李伯时罗汉图》

张大千（右）与二哥张善孖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文殊问疾》

林元亨/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张大千，四川内江人，其才气、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仕女、花鸟无所不擅，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画家，被徐悲鸿赞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与敦煌之旅息息相关。自1941年起，他在敦煌耗时约两年半，临摹了敦煌壁画276幅，其中183幅由其大太太曾正蓉在1950年转交给四川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代为保管，1963年正式捐赠。四川博物院也是收藏张大千敦煌壁画摹本最多的博物馆。如今，二楼“大风堂”张大千书画馆中常年展出的敦煌壁画摹本总是引人驻足。

1943年，张大千从敦煌回成都后，一直在进行摹本整理和创作的工作，这么大体量的壁画摹本，他是在哪里整理和后期创作的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地方就是昭觉寺。

敦煌归来 临摹展轰动一时

1940年10月，42岁的张大千率三太太杨宛君、其子张心智拟赴敦煌，行至广元，听闻二哥张善孖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于是赶回重庆治丧。次年5月，张大千再次携三太太杨宛君、子张心智前往敦煌，正式开始临摹敦煌壁画，同年加入团队的还有徐悲鸿的学生孙宗慰，以及托敦煌朋友帮忙聘请的油工窦占彪、李复。1942年春，又邀请青海塔尔寺的五名藏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加入。1942年夏，在张大千的召唤下，二太太黄凝素及幼子心澄、侄儿张比德和门人肖建初、刘力上及知交谢稚柳等也赶赴敦煌协助其工作。1943年春，门人罗新之奉师命赶赴敦煌，但到达时，张大千一行已经离开，在兰州才师徒会合。同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首展，引起轰动。

1943年11月，张大千携二太太黄凝素、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张心智和心澄、侄儿张比德、油工李复和大风堂弟子肖建初、刘力上等人，从敦煌回到了成都。从1941年春末至1943年的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张大千完成了309窟敦煌石窟的编号工作，成为第一位完成这一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他用20头骆驼带回了临摹的敦煌莫高窟壁画。

1944年1月25日，由四川美术协会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的提督西街豫康银行大楼隆重开幕，共展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44幅。据其女弟子雷良玉回忆：“当时的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门票虽高达50元一张，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结束时间不得不从31日推迟到2月4日。”雷良玉当时还没有成为张大千的学生，她的丈夫胡立（字梦痕）是该年7月才在青城山拜张大千为师，关于展览的细节，当是二人后来的听闻。这次在成都的敦煌临摹展，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两位学生史苇湘、欧阳琳被张大千借去帮忙布展，因为耳濡目染和受到张大千的鼓励，并经沈福文老师的推荐，二人先后来到莫高窟，这一对伉俪迷上了敦煌艺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壁画临摹工作和“敦煌学”。

这一年5月，西南印书局印制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该书是两位弟子罗新之与刘君礼遵师嘱，根据张大千在敦煌考察时所写的笔记资料编辑整理而成，辑录了每件展品出自莫高窟（或榆林窟）的第几窟，壁画时代、名称、尺寸大小，同参加临摹者之名，以及张大千对该画的历史考证、艺术分析等重要信息。同年，还出版了白描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一二集）》。

1944年5月19日，第三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隆重举行。从兰州、成都到重庆，虽然相继做了三次敦煌临摹画展，但从敦煌带回来的临摹画作太多，仍然需要一个足够宽敞和安静的地方来整理和进一步创作。张大千在成都时，先后借住在桂王桥西街45号严谷荪贲园和青城山上清宫，这时候急需一个地处成都近郊、大而安静的地方。

离家出走 画室安家昭觉寺

1944年12月，张大千在成都举行近作展，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四幅彩绘工笔仕女，即《按乐图》《春灯图》《采莲图》《读书图》，据说这四幅作品是张大千在成都郊区一个庙里画的。当时，他因与太太吵架，一怒之下负气出走，来到庙里闭门用功数日，画出了这四幅优美之作。从白巍《画坛巨匠——张大千》的记载可以看出，张大千“玩失踪”的“成都郊区一个庙”，就是青龙场的昭觉寺。

至于吵架这件事，从与张大千一同回蜀的油工李复的话中可以知道缘由：“张大千先生回到成都以后，有四位夫人围在他的身旁，就不像在敦煌那么安静自在了，特别是二夫人黄凝素喜欢打牌，张大千先生反对赌博，经常听到张大千先生住的屋子里吵架。有一回张大千先生住的屋子里吵得很厉害，后来听说动了手，二夫人黄凝素用画画的镇尺打到张大千先生的胳臂，张大千先生一怒出走，吓坏了这个大家庭，全家人四处寻找，最后还是二夫人黄凝素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张大千和太太吵架而离家出走，似乎不止一次。长女心瑞记得住在青城山的时候，父亲就有过一次出走：“有一天午饭后，母亲、八奶（曾氏）、宛君姨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合起来跟父亲争执，父亲一气之下放下画笔出去了，三位妈妈也没有在意。我们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根本不知道画室里发生了什么事。到了下午，三位妈妈才感觉事情不对了，大家出门去找父亲。从我们住的上清宫到山顶第一峰，一共有3个亭子，我一口气跑到第一峰的亭子四处看，大声喊爸爸，也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三位妈妈都着急了，天色开始暗下来，我们举着火把又沿着山路寻找，绕了一圈，最后看见父亲就躺在上清宫后门出来的第一个亭子的板凳上。我领着弟弟妹妹都跪下了，一边说‘请爸爸回去了’，三位妈妈也都连请带劝说好话。父亲一言不发，拽着我的手，在家人的簇拥下回到上清宫。”

或许是因为那次在昭觉寺难得的安静体验，最终让张大千决定把画室搬到昭觉寺。大约在1945年年初，张大千在昭觉寺的画室已大功告成。张心瑞记得，同年夏天她就和弟弟葆萝（心一）在昭觉寺陪父亲。

张大千书画鉴定专家、四川博物院首席专家魏学峰说，大千先生曾经在上海松江县禅定寺小北庵出过家，法号“大千”，因为这层缘故，与昭觉寺当时的方丈定慧法师交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在昭觉寺暂住，“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壁画几乎都是在昭觉寺整理的。”除了整理画作，张大千还一度将自己的大部分书画作品存放在昭觉寺，“如今的昭觉寺，还留有张大千作画的画案。”

张心瑞记得，1947年夏天，父亲租借的是昭觉寺的西塔院，“宛君姨、我和葆萝弟与父亲一同搬去，同去的还有外省来的门人何海霞、俞至贞、王慧男。几个家在成都附近的门人刘力上、罗新之、娄炯、龙国屏、胡梦痕有时也来昭觉寺，王永年、况锦华家境较困难，父亲让他们也住昭觉寺。”这次，张大千特别聘请了青海的藏画师来昭觉寺帮助调制壁画所需的矿物质颜料，200多件临摹的敦煌壁画也被搬到了昭觉寺。

当时在《华西晚报》任记者的车辐，曾和《大公报》特派记者张篷舟、《成都快报》罗芸荪、罗作阶、《黄埔日报》张君特、《新新新闻》谢趣生一并相约去昭觉寺的张大千画室，“嚼他一台”。他记得，“张大千曾住在昭觉寺的最后一殿，即御书楼（今藏经楼左侧的大师殿），那是藏木版经书的地方。他携带徒弟、裱工、佣人、家眷及厨师等分住几间大屋子，画案上文房四宝，应有尽有。大千内室门口，拴了一条从西康带出来的长毛大狗，既肥且大，有如小狮，用粗铁链拴住，外人休想接近。”1947年7月中旬，张大千与老友杨孝慈和门人王永年相约同游西康，不过车辐所见的“长毛大狗”，应该是张大千从敦煌带回来的两只藏獒之一——心瑞记得，这两只藏獒，一只父亲为其取名“黑虎”，一只则名叫“丹格尔”。8月下旬，张大千返回成都，就住在城北昭觉寺，整理蜀西之行所作的诗画。车辐一行，当是在张大千从西康写生回来之后去蹭饭。

逆光里的画室

1945年，从敦煌归来的张大千“画风为之一变”，在成都昭觉寺，除了整理敦煌临摹作品，还完成了许多经典之作，如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另有《四屏西园雅集图》两种，也是作于该年。其中，一幅题识云：“去年冬友人索写此图以代春帖子，因为敦迫甚急，草草于岁除完成之，殊不能继，顷者逭暑昭觉禅林，古树阴凉复制此本，要不入明清一辈也。乙酉夏月，蜀郡张爰。”而同时期的《虬松高士》，也是作于昭觉画室。

在昭觉寺期间，张大千所作人物画多以隐士自况，也可见其在昭觉寺如鱼得水、如鸟归林的心境。在这里，他接待访友，和学生们一起画画，和儿女们耳鬓厮磨。然而，对于张大千来说，那只是一段短暂的时光。

1945年6月中旬，叶浅予偕夫人舞蹈家戴爱莲访印归来，在成都等待庄学本一同去康定采风，在此之前，他就跟随张大千在昭觉寺住了3个月，并向张大千请教中国画。叶浅予回忆：“张大千画画时总是喜欢旁边有人与他闲谈，客人来来往往，作画不怕干扰，没有客人时，自有学生在旁看画。我到了之后，不受拘束，在他的画案旁站了一个多月，学到不少手上功夫。”

每到周末，弟子雷良玉则总是和蒙志萍手挽着手，从文庙后街的四川省女子师范学校前往郊区的昭觉寺大千先生家中看画、画画， 听大千先生评画、讲画。“老师最不喜欢学生穿西装，要求我们和他一样穿长布衫”“老师痴迷川菜，最拿手是东坡肘子和粉蒸牛肉”“老师总是一身布衫、布鞋、布袜。两道剑眉，一把大胡子，面色红润，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这么多年，当年跟着大千先生学画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房间里永远是一张大画案，老师伏案作画，周围是或站或伏、或观或思的学生，“边画边教我们构图、勾勒、着色的要领。”对于昭觉寺学画，罗新之则记得，大千先生作画时间很长，常至深夜，最后有时仅有他和张心智、张比德留在大千画室。张大千不仅教学生们绘画技巧，同时还关心他们的生活，时常问他们有何困难需要帮助，大家都深受感动。

一生致力于大千文化研究的汪毅，在其编著的《大风堂的世界》里，收录着一张罗新之之子罗伦建收藏的照片——1947年元旦，张大千在成都昭觉寺课徒，门人有王永年、张比德、娄次郊（娄炯）、刘君礼、胡梦痕（胡立）、况景华，据说还有1946年从北京来川的何海霞，另有裱画师周龙昌。一斜逆光，洒落在昭觉寺的大千画室，8个求知若渴的学生围绕在张大千周围。那种千余年来，中国画家传统的师父带徒弟、手工作坊式的课徒与学艺，仿佛是一帧定格的电影胶片，随时显影，永不褪色。正如车辐所见，“他红光满面，美髯飘拂……看他的弟子们作画，他在一旁指点。”

据说，张大千为昭觉寺书写了一幅径逾两尺的横匾“变华严相”，可惜今已不存。今天的游人香客们，偶尔会从大师殿前走过，他们不会把这里与张大千的画室联系在一起。听说，那张黑亮照人的大画案至今还放在昭觉寺后来重修的普同塔院内，但我在2018年夏天去寻访的时候，普同塔院内并没有什么画案。

珍贵摹本 像乡音留在故乡

1945年9月15日正午，侵华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之在长沙递交降书。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大千欣喜若狂，在昭觉寺的画室大摆宴席，与家人、弟子举杯同庆。当天，昭觉寺向晚的余晖与蝉声里，他挥毫泼墨，画下满纸豪情的《喜浪摇荷图》，并题诗云：“夫喜收京杜老狂，笑嗤胡虏漫披猖。眼前不忍池头水，看洗红妆解珮裳。”以及题记：“乙酉八月十日，倭寇归降，举国狂欢，祉布道兄见访昭觉寺，为写此留念。不忍池在东京，为赏荷最胜处也。爰记。”

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定慧方丈也邀请张大千造本师释迦牟尼佛像与阿弥陀佛像各一尊，刻石成碑，立于寺中，以利世人供养朝拜。故作为佛教“清信弟子张大千”，“敬为”图画，由昭觉寺住持定慧立石，蜀中镌刻高手杜旭泉敬刻，完成了今天存于普同塔殿中的汉白玉造像两品。

时光匆匆，从敦煌回来，整理临摹的敦煌壁画一直是张大千的首要工作。“父亲要建初常来昭觉寺帮忙整理壁画，也把一些事情交给他去办。父亲的心愿是把这批壁画整理完成之后捐赠给四川大学，当时的川大校长黄季陆跟父亲是好朋友。从1946年到1949年，父亲频繁地举办画展，出门的时间也更多了，整理壁画的事情时续时停，最终也没有完成。”张心瑞在《珍藏的记忆》一文里写道。

敦煌之行，给张大千以学习的机会，但也陷入破坏千佛洞壁画的争议。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张大千曾叙及此事：“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1948年，由于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发难指责其破坏，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直到次年，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做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之于世，张大千至死也不知道这个公案。

1949年10月，张大千赴台举办首次个人展，次月下旬回到成都。同年12月6日，携徐雯波乘军用飞机离开成都。那一年的秋天，大女儿张心瑞记得，父亲跟她说要去印度办画展，给家里准备了3个月的粮油，还叮嘱她：“放在昭觉寺的壁画和留在金牛坝的古字画，以及父亲自己的字画、粉本、文房用品等，一定要照看好。当时，父亲完全没有想到他这次出门就再不会回来了，更没有考虑要把这些字画物品留给家里任何人。我们早已习惯父亲时常出远门，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的依依不舍。”

成都解放后，门人先后各自散去。不久，定慧方丈托人带信给肖建初、张心瑞夫妇，说大千先生存放在昭觉寺的临摹敦煌壁画恐怕不安全，要他们赶紧想办法搬走。1950年初夏，张心瑞和肖建初晾晒这批临摹壁画时，发现有些画已经有受潮的迹象，遂感事关重大，肖建初当即就去见了张大千的好友、时任川西博物馆馆长的谢无量，向他请教商量。

谢无量认为论保存条件，这批难得的画还是放在博物馆比较好，但是私人物品又怎能寄存在公家的博物馆呢？他们有点犯难。后来还是谢无量提出可以用为张大千办画展的名义，从家属手中把这批画借调给博物馆，这样就有了合理的说法。事情商定后，肖建初和博物馆人员一起把这批画搬到了川西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存放妥当。1962年，由文化部批示，这批敦煌壁画由全体家属共同捐赠给了四川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有关部门向在国内的全体家属颁发了奖金。1963年，张心瑞在巴西探望父亲时，向张大千谈及此事，张大千说，“这也很好嘛。”

据说，山水画家冯若飞曾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8个字赠张大千，而张大千观后又加了8个字以自嘲：“一身是债，满架皆宝。”张大千有几幅最心爱的收藏，对其来说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南北东西长相随难分离”，但1952年，即将远行巴西的张大千，在香港通过挚友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联系，经过周恩来总理特批，最后以低价把部分国宝半卖半送地留在了祖国，其中有两幅五代的作品后来都成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们就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

1952年8月25日，郑振铎致信徐伯郊说：“回港后，请和张大千多联系，凡在美国的名画，还有在日本的，最好通过他的关系能够弄回来。这是一件大事，盼他能够努力一下也。《晋文公复国图》及卢芹斋之所藏，均盼能够回国来。此事甚为重要，且须机密。”由此可见，新中国建立伊始，张大千对于文化部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收购抢救文物工作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傍晚时分，跟随一群吃了禅茶散场的当地人，我步出昭觉寺，悄然走出了张大千与昭觉画室的故事。青龙场的街道上，满街霓虹与沉醉。而70年前的某个傍晚，大千先生在昭觉寺是否会一边作画一边听着周边庙产里农人的打谷声声，还有子规，在那一树浓荫里喊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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