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确诊病例赵某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照片等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传播,有网友联系到其此前在多家酒吧的活动轨迹,而对其私生活大加挞伐甚至是谩骂。目前,针对“病例赵某个人隐私疑被泄露”一事,成都公安已介入调查;网传赵某朋友圈截图系冒用,当事人已报案。
毫无疑问,大家关心病例的活动轨迹是正常表现。但由个人活动轨迹而自行对确诊病例的个人道德和私生活进行脑补“画像”,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也未尝不是在扭曲疫情防控的焦点。
应该明确的是,确诊病患本身也是受害者,在不违反防疫规定的情况下,她的任何活动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都是个人自由。这一点,不能因为她成了确诊病例就有变化。从现实来看,一位20岁的姑娘有着丰富的休闲生活,这在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因为她被确诊了,就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她的行为,甚至想当然地对其个人私生活“贴标签”,这已经构成对个人权益的侵犯,陷入了群体性的窥私狂欢之中。
当前,公布个人活动轨迹已经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确诊病例配合流调,如实告知自己的个人行踪和生活信息,并在防控部门的统一规范下公开,依然是一种个人隐私权的让渡,而非彻底否定隐私权,并且其公开程度也只服务于疫情防控的必要需求,有着明确的边界。换言之,任何突破这种边界的“扒私”行为,都已经越界。
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的确重新定义了诸多行为的边界,但有些逻辑、有些常识依然成立。比如,对于不实的信息少一点传播和添油加醋、对于遭遇病情的个体多一点同情、对于个人隐私权有起码的尊重、对于陷入网络暴力的个体多一点恻隐之心等等。这是在提醒每个人,应该有意识地避免成为“加害者”,对“真相”有起码的辨别能力,对“是非”有应有的洁癖。
无论如何,疫情风险应该被充分认知和应对,但对于伴生的、并且由我们自己所制造的对他人的伤害,同样不能视而不见——其指向的对人心、对道德体系的“污染”,带来的破坏力可能不亚于病毒。
当然,由确诊病例信息所引发的对个人信息的过度解读和“深扒”,或许也应该引发思考:在疫情防控已经过了最复杂的时期后,病例通报的个人信息部分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如何尽量避免引发对个人隐私的“次生灾害”?(摘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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