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性骚扰案”强制执行是维权激励也是普法宣传

2018年7月27日，曾在成都“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刘丽（化名）公开发文举报，称该机构理事长刘猛曾于2015年夏天对自己实施性骚扰。作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胜诉第一案，胜诉数月后，刘丽仍没等到刘猛的道歉。12月18日，人民法院公告网发布强制执行公告，要求刘猛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12月20日澎湃新闻）

作为一个独立民事案由，“性骚扰”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生的法律问题和现象。自2019年1月1日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才成为最高法院新增的民事案件独立案由。在此之前，由于独立案由缺失，性骚扰案件通常被以“人格权纠纷”“一般人格权纠纷”“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不少相关案件虽都涉及性骚扰行为或纠纷，但法院不一定会直接讨论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即便法院对此展开了讨论并认定构成性骚扰，也不意味着受害者能获得胜诉。

最初，“公益人刘猛性骚扰案”就以“一般人格权纠纷”的案由立案，在“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后，才在法院支持下更改案由。该案历时两年多，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虽过程漫长，但正义并未迟到，刘猛的性骚扰事实从始至终都得到了法院的确认。而现在，针对败诉后拒绝公开道歉的刘猛，法院依法发出强制执行公告，要求刘猛赔礼道歉，彰显了维护被骚扰者权益、把案件执行到底、捍卫司法权威的决心和行动力，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对被骚扰者或有被骚扰风险的人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维权激励；对骚扰者或潜在的骚扰者则是一种惩戒、震慑、教育。

由于该案是中国首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独立案由胜诉的案件，广受公众关注。法院的强制执行已经超出个案影响范畴，无疑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于反性骚扰的法律意义更加凸显，是对性骚扰行为的“当头棒喝”。

在职场女性中，有调查显示，70%受到过性骚扰，54%的人听过黄色笑话，27%的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有过身体接触。《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已经为性骚扰行为“画像”，并给出了维权路径，明确了用人单位的责任——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向性骚扰说“不”，需要更多被骚扰者打破沉默，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需要司法机关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托，旗帜鲜明地支持被骚扰者的诉求，保护被骚扰者的权益，与骚扰者“死磕”到底；需要用人单位健全防骚扰机制，切实履行保护员工权益的责任。

据了解，目前，性骚扰者刘猛已离开四川，在河北某社工组织从事公益工作。这令人忧虑——其换个地方后，会不会再伸“咸猪手”？其从事公益工作是否合适？笔者以为，有必要借鉴性侵未成年人禁业限制制度，将性骚扰者记入征信系统，并实施限业或禁业，让骚扰者付出更大代价，全面压缩性骚扰的作恶空间。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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