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城市大历史的独门秘笈

川军新书

以《锦官城笔记》为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在对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进行历史人类学解析时，在充分尊重传说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族谱记录、地方史乘等方法，旨在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名物，发掘具有社会价值的大历史。

赵世瑜是成都人，但他的区域历史和民俗学历史研究却很少涉及故乡，“世界之大，天下之广”，赵世瑜们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便将一个本就有厚重历史的城市留给了“外来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从外地进入成都经年累月落地生根的人，则饱含兴趣和热情地打捞这个城市的大历史与小历史。这样的循环替补，几乎成为了一个规律性的存在。自贡人蒋蓝的成都历史书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存在样本。

颇为巧合的是，在这本《锦官城笔记》里，蒋蓝也写到了龙泉驿区茶店镇两棵高大而历史久远的黄葛树，这个区域，恰好也是成都移民研究的中心所在，看起来，它们都承载了相同的族群历史，历史学和文学的打捞或者解剖，似乎都指向移民问题。但稍加留心，我们即会注意到，蒋蓝的文学打捞，在完成了“大树”的基本描述之后，就和学术写作的理路分道扬镳，他所在意的，是城市与大树、人与大树心心相印的命运。不翻族谱，也不用去查考地方史乘，他关心大树生活周边气场的“同与不同”，也关心它们是否挂上“名木古树”的牌子和大树生命力所在地变成城市公园之后是否收售门票，这些细枝末节成为他文学解剖的重点所在。他让自己的情绪恣意生长，就像大树随风飘扬的枝丫，那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的小历史进入手法，在《锦官城笔记》里，显然已成为蒋蓝进入成都大历史的一个独门秘笈。如果说，历史人物是解构城市大历史的重头之选，那么，蒋蓝当然不会放过杨升庵、张献忠、李顺、李调元、骆成骧这些响当当的历史大人物，这些历史大人物，在他的城市历史解剖诸种前作里，已经有部分亮相。但是，蒋蓝更钟情于或者说更倾向于让那些小人物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前端，言说自己和城市交错缠绕的历史。所以，他为这些小人物单开新章，名为“天府新录”，石雕、藤编、木作……这些城市艺人在城市记忆和城市历史中成为主人，其对于城市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作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这样的位置摆放，却见出了作者小历史切口的文学写作立场。读者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慧悟，显然需要各凭缘法。

人物之外，就是潜藏在岁月河流里的无数名物，它们虽然不能开口讲话，但各自的物性里却刻着城市历史的印痕。成都的乌鸦、大慈寺的“风送”、击溃围墙的杏花、木芙蓉简史，都是这样奇诡而让人耳目一新的篇章，名物于城市历史的解剖可谓别开新面。即便是《从“摸玉”到“磨鋊”》这样从音韵学进入地方历史的短章，也在他的勾连下呈现出了地方民俗解释的特别意义。在大历史写作注重社会氏族、经贸往来、文化传承等主体问题研究的一致性之下，蒋蓝的大历史写作旁逸斜出，而特别垂青于研究这些名物于城市历史的价值，可为其进入城市大历史独门秘笈之一种。

历史概念的勇敢提出，恰是另一种我特别欣赏的秘笈。在《成都是“西楼”意象的发源地》一文里，作者将成都与扬州进行对比写作，从诗文典籍中频频出现的“西楼”入手，提出了“西楼意象发源地”这一历史命题，赋予了成都城市崭新而古典的历史气质。尽管这个“西楼意象”尚属一家之言，除了文学之外，目前也尚缺乏其他学科体系的有力支撑，但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有了先声夺人的意义。

基于小人物、名物以及概念学的小历史入口，如果可以成为大历史书写的取向的话，那么，所谓蒋蓝的独门秘笈也就有了被认可的可能。对于浩若渊海的成都历史而言，任何形式与方法论的填补，都应该得到承认和肯定。《锦官城笔记》的价值，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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