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最早白话小说不是《狂人日记》? 张爱玲
李劼人
老舍
李劼人是怎么以成都为文学基地成为一名小说大师的?老舍作品最伟大的地方在何处?张爱玲与上海是怎样的文学关系?11月9日,在“2020年四川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上,来自全省60多名中青年作家,聆听了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李怡教授,以“发现地方和自我发现——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意识”为主题进行的授课。
李怡重点阐述了中国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他尤其剖析了李劼人的“成都路径”,老舍的“北平路径”,张爱玲的“上海路径”,认为作家应该多深入自己所处的地理,感受真实的周边生活细节,挖掘文学上的“地方”路径,形成自己的写作沃土,“发现地方,就是发现自我。写地方就是写世界。写自我就是写民族。”
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展开,然后又逐渐传播、扩散到其他区域,这是长期以来的“共识”。然而,随着观察的日益深入,身为研究者的李怡发现,新文学的出现,并不都是外来文化牵引的结果,不是所有区域的嬗变都只能得益于京沪中心的转运。
李怡常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对鲁迅、李劼人、老舍、张爱玲等文学研究非常深入。他发现,李劼人、老舍、张爱玲,都对“地方性”有独到的挖掘和表现,并找到丰富而独特的文学之路。这可以给广大中青年作家带来启发。
早于《狂人日记》
《儿时影》或是最早白话小说
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被认作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然而早在1915年7月,李劼人在《四川公报》增刊《娱闲录》上开始连载《儿时影》,这或许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这被李怡称为“李劼人之谜”。
与大多数晚清民初的小说不同,《儿时影》一开篇就不落凡俗:“啊呀,打五更了!急忙睁眼一看,纸窗上已微微有些白色,心想尚早尚早,隔壁灵官庙里还不曾打早钟!再睡一刻尚不为迟,复把眼皮合上。朦胧之间,忽又惊醒,再举眼向窗纸一看,觉得比适才又光明了许多,果然天已大明!接着灵官庙里钟声已镗镗嗒嗒敲了起来,檐角上的麻雀也吱吱咯咯闹个不了。妈妈在床上醒了,便唤着我道:‘虎儿,虎儿,是时候了快点起来,上学去罢!’”
仔细阅读全文,李怡发现,虽然《儿时影》不属于鲁迅《狂人日记》式的复杂的人生感受和深刻的思想追问,但它鲜明的儿童视角和对传统教育、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却同样是古代白话小说所不曾有过的,“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小说中也风格独异,无论是视角、立场还是语言风格、叙述方式,李劼人都早早摆脱了传统的羁绊,显示了一种迈向未来的姿态,《儿时影》作为现代白话小说最早的尝试,值得格外珍视。”
特色鲜明
李劼人老舍张爱玲的“地方路径”
李怡说,在这里关于白话文学“谁是第一”的辨析还不是最要紧的,更耐人寻味的在于,当时的李劼人尚未留法求学,套不上“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这些称谓,他的阅读兴趣主要还是晚清的谴责小说。《死水微澜》中蔡大嫂对新生活的向往其实与五四的女性解放思潮并无关系,其中流淌着的还是近代成都的日常生活逻辑。这一切引发李怡陷入深入的思考:在中外文化交流之外,李劼人的“新文学”流向源自某种地方路径,在“五四”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与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相补充的来自地方的社会文化的演变途径。
李怡将鲁迅与李劼人的文学来源进行了考证对比,发现两者有截然不同的文学资源和来路。1918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在中西方的融汇中重新回看历史,他有家道中落的体验,有对日本异域文化的接受。鲁迅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革新、思想解放带来的艺术形式的解放,二者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实现的。
而李劼人不是这样。他感受能力很强,不是从外部受影响,而是沉入生活的底层、内部,跟社会上三教九流打交道,去感受,有着浓厚的传统和地方文化趣味。他曾说:“我平时爱看林琴南的小说,看多了就引起写作兴趣,只是找不到题目、内容。”他还爱看晚清谴责小说。
除了李劼人,还有更多的四川作家,包括郭沫若、叶伯和、吴芳吉、吴虞等等,他们的历史态度、个人趣味都表现出了与时代主流的某种差异,具有明显的“地方品格”和“地方路径”。
由此,李怡发现张爱玲、老舍都是这种“地方性”“民间性”的路数。张爱玲坦然地以上海“小市民”自居,对通俗文学“有一种难言的爱好”。老舍的“北平路径”则体现在“市民情调”上:对他笔下小人物命运之含混、暧昧的态度,而不是斩钉截铁的站队意识,这也恰恰是文学和历史的复杂所在。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叶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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