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望江楼公园前 这艘客船要驶向何方？

这张老照片里，是过河渡船还是远航客船，有不同的说法。 孙明经摄

□冯晖

/开栏语/

零散的照片如同历史的碎片，通过串联、组合与延展，形成历史的局部剖面。图文讲述百年来这座城市的故事，如此有趣、如此鲜活，好像每件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关系。今日起，宽窄巷副刊推出“光影里的档案”系列报道。

有说法称，这张照片是1939年1月往来于望江楼公园和对岸的渡船。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但又无法确定这到底是什么船。最近，邓长春先生在微信中又发来这张照片，再次引发我的研究兴趣。

照片是在成都望江楼公园对岸拍摄的，作为背景的崇丽阁样子没有多大的变化。但，这真是一艘渡船吗？

渡船里的人们要去哪儿？

刘晓烈先生从小就生活在四川大学，他家离望江楼公园很近，对儿时见过的渡船记忆犹新。他觉得这船比印象中的渡船大许多，而且有这么多船桨，不太像是渡船的配备。在成都市区内河，一根竹竿就可以撑船过河了。

船上的人主要是去上课或是下课回家的大学老师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看上去拖家带口。而且，没有一个人拿书或者提包，当年的教授们上课都这么潇洒吗？

在船篷边有一面白色的三角形小旗，这是重要的细节，可惜看不清旗面文字，只隐约可见一个“运”字。这是一面什么旗帜，代表什么？我请教了成都交通史研究专家张建先生，他告诉我渡船不可能有这样的旗帜。这种白色小旗，极有可能是船运机构或航运组织的商号。邓长春认为这面旗帜看起来如此新，有可能是为这次航行特制的。

通过照片上的光线角度，可以推测拍摄的时间。船桨在船舷投下了长长的影子。船上有一位个子较高的男孩，他的影子投在旁边大人的身上。我特意请教了摄影师龚全意先生，他常常在这一带摄影创作，对光线变化熟稔。他通过阴影分析，告诉我照片拍摄的时间在10点左右，最晚不超过11点。

照片拍摄者孙明经是谁？

这张照片是孙明经先生拍摄的。孙明经是谁呢？

孙明经，1934年于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时期南京陷落，金陵大学西迁入川。金陵大学本部迁往成都华西坝，而孙明经所在的理学院则迁到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1938年，孙明经在曾家岩主持创办电影与播音专修班，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位摄影与摄像专职教师。

1939年，在重庆的部分金陵大学理学院老师和家属迁到了成都，其中包括孙明经。从1939年初到1946年初，孙明经虽然参加了国内外的一些考察活动，但其工作和生活的大本营还是在成都。他到成都后，组织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每周五晚上放电影，学校的露天电影成了华西坝一带家喻户晓的公共娱乐项目。在《孙明经西康手记（1939—1944）》里，附录部分有孙明经1939年回成都后摄影活动相关记录。

在对孙明经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些让自己惊讶不已的细节。人们普遍认为飞机航拍和非胶片摄影是当今的新奇玩意儿，但是，孙明经在七八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了。1933年至1934年，由蔡元培口授、孙明经记录了“鸟瞰美学”这一新的美学概念。在“鸟瞰美学”理念指导下，孙明经开始相关摄影教学工作，并亲自登机完成了《首都风光》成套风光照片的拍摄。1945年，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刚解密，孙明经就预判到摄影在电子技术领域的新发展，把“电子计算机的未来应用”和“非胶片摄影术”纳入摄影课程体系之中。

应该是金陵大学回迁南京

我这样来推断与此照片有关的情况。抗战胜利，曾内迁成都的金陵大学开始回迁南京。1946年初的一天上午，金陵大学的一些老师及家属在望江楼对岸码头上船。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当时天气正好，阳光明媚。顺光下的崇丽阁非常壮观，对一位纪实摄影家来讲，是不会错过这一重要时刻的。孙明经让大家站在船上，面朝东，也就是朝向太阳的方向，合影留念。他在岸边，镜头向西，拍下了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瞬间。

孙明经并没有同船离开，他和家人是在同年3月份告别成都的。

他的儿子孙健三当时还小，不过大致还记得离开成都时的情景。孙健三告诉我，他们一家肯定不是坐这条船走的。

照片的取景、构图和用光都无懈可击。在这一群人里，有两人却背对镜头，这是为什么呢？我估计，这一船人可能不全是金陵大学的人，也有其他身份的乘客。于是，这两位与金陵大学无关的人在拍照时有意背过身去。仔细看这两人的穿着和姿态，都显露出与大学老师不同的气质。

几十年过去了，孙健三还认得出船上的几个人。双手扶桨微胖的男子是经济学教授、当时学校的财务处处长谢湘。旁边瘦高个子，双手扶住小女孩的中年男子是物理系教授刘若普。我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陵大学史》上找到了谢湘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刘若普的相关记载。书中记载，1946年2月3日，学校首批图书仪器从华西坝起运南下，4月人员开始分批迁返，9月学校在南京开学。

谢湘为何在学校正式开始回迁前就提前回南京了呢？我继续查阅史料，发现1945年11月，金陵大学组织了迁校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回迁事宜，委员会成员里就有谢湘。这就不难理解了，作为财务负责人，又参与回迁组织工作，谢湘要提前回到南京安排相关工作。有趣的是，在这个迁校委员会里，还有摄影师孙明经的名字。

抗战胜利回家是怎样的心情？

有老人回忆20世纪70年代坐锦江上的渡船进城，那是一艘破旧的木船，有篷，船上一个人拿着一根长竹竿撑船。在成都市区的渡船，一个人、一根竹竿就够了。而在长江上航行，就需要多桨多人了。

抗战胜利后，航道船运渐趋衰落。1951年到1952年，人民政府组织疏浚河道，船运逐渐恢复。1979年，因双流古佛堰堤坝加高加长，成都到江口的航道被阻断。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都就只剩下双流县从黄龙溪到回水乡这一小段航运了。

对于孙明经1946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我还一直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解读。我们通常涉及的摄影心理学或影像心理学大多从构图、色彩对观者心理影响的角度来展开分析，而对于历史影像的研究，从纪实摄影的心理学分析层面来看，似乎较少关注。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回家的人们来讲，会是怎样一种内心活动呢？对于记录这一场面的摄影师来讲，他当时的思绪及情感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心理活动对这张照片的最终呈现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历经苦难的金陵大学员工面对胜利，将内心的喜悦以一种淡定从容的方式展现，而这样一种深沉浓厚的幸福感被摄影师定格了下来。

此时，摄影师并不是一位旁观者，而是其中一员，被摄者的内心也是他自己的内心，镜头对准船上的人时，也是对准了他自己。他没有高喊一二三，也没有让大家摆出欢庆胜利的夸张姿态，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快乐——这一失而复得的珍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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