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读者的四种角色

□甘洪波

作家潜心于文学创作，往往心无旁骛，但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会突然停止当下的思维活动，分神去想象未来的读者群像。这种期盼有时也是写作的动力，套用作家李洱的话来说，作家的作品最终需要见到它的读者。几年前去成都的四川省图书馆，聆听作家王蒙的专题讲座《永远的阅读》，当他谈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时，当时萌生一个问题：“作为一名作家，你希望自己的作品遇到怎样的读者，或者哪些读者才是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现场的提问环节，虽然未能如愿请教于他，但这个问题一直跟随着我，促使我对读者的角色类型进行思考和梳理。

以小说阅读为例，可以尝试将作家的理想读者分为四种角色：依附型、共舞型、抽离型、偿还型。四种类别的读者好比晋级路上的四个位阶，其阅读体验分别以获得“欢喜、欣喜、惊喜、狂喜”为情绪表征和识别标志。而更多时候，四种情绪杂糅其间，起伏转换，外在表现并非一成不变。总体来看，四种类型的读者各有侧重、各有所爱。“依附型”读者喜欢如滋如味的故事呈现，“共舞型”读者偏好润物无声的情感交流，“抽离型”读者在乎心灵感应的精神往来，而“偿还型”读者则注重灵魂契合的澄明自在。

何谓“理想读者”？著名作家艾柯有个恰当的比喻：文学是个野餐会，作者带去符号，读者带去意义。换句话说，作者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读者，就像鸟在寻找笼子。理想读者的四种角色，显然有层级之分、高下之别。“依附型”读者如粉丝般天然的信赖作者，作者是文本意义的唯一提供者，略为浅表的阅读简单快乐。“共舞型”读者好比品茗，谈论茶汤成色的同时又被茶汤浸润感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不可或缺，交流和对接是平等的。“抽离型”读者具有强烈个体意识，不断逃离文本拘缚成为常态，面向自我的独立思索与觉知印证则更多。“偿还型”读者最稀缺，可遇不可求，阅读中的微妙触感甚至超越文本的固有疆域和本原意图，尽得“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常出人意表，令人耳目一新。“小说本身要比作者伟大得多”，便源于此类读者的专业解读和深度掘进。

小说时常给予读者选择权，从而与个体的情感经验和审美路径参照比对。《红楼梦》带来的焦点话题，不外乎宝黛的爱情悲剧，贾府的兴衰枯荣，大观园的万千气象，儒释道的互证互解，读者自然各所偏爱。《红楼梦》女儿众多，柔媚多情，读者经常探讨到底喜欢谁更多一点。青睐黛玉、宝钗的自然最多，认可探春、湘云的不在少数，晴雯、平儿也很有人缘，更有喜欢秦可卿、妙玉的。就更高层面的阅读体会讲，《红楼梦》所带来的经年浸润，总会使另类读者进入曹雪芹苦心营造的亦真亦幻的美丽世界，遥想生活的某个地方，或尘封的历史深处，或杳渺的无涯荒野，始终存有不曾见过的美。如果说人生处在最低谷时，站在灵魂背面的阴影里，选择相信也好，“以情悟道”也罢，因为这层无法言明的缘故，遵循“美”的召唤似乎成为一种虔诚。

经典作品可以带来复杂多变的阅读体验，让各类读者引发共情和共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带来的认知感验就极为丰富，“有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主人公徘徊游走在人与神的边缘，无处不见粗鄙的欲望对人的鞭策与奴役，“生存还是毁灭”？无可逃避的命运正在逐步演变成读者的诘问与噩梦，那是生而为人的痛苦和无奈。哈姆雷特式的自我倾诉与自我倾听，以及性格的犹疑不定最为读者津津乐道，这是一种危险的吸引力。我们由此在他身上看到自己遁去的影子，无法对他人言说，也无法对自我言说，乃是被反衬的人格另一面：“是被掩埋的、被排斥的、被压抑的一切之总合，这些内容也是构成我们的存在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却被我们的意识所拒绝因而藏到了潜意识里。”古今同慨，你我这般“畏影恶迹”，只因这“影”与“迹”乃是心中的鬼，位于光的阴暗面，丑陋恐怖，驱之不散，这既是读者必然的“偿还”，也是莎剧的魅力所在，哈罗德·布鲁姆曾如是说：“世上只有一个神，他叫莎士比亚。”

读者具备的想象力和理解力，时常带来豁然开朗常读常新的感觉，能够持续地赋予作品恒久生命力。重温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原先记挂从曼陀山庄飘然而来的绝美女子，令人魂牵梦萦的“神仙姐姐”王语嫣，以及段誉和她的“痴呆”恋爱史。后来关注小说的历史地理背景，发现置于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诸国并立时期，浓墨重彩描写的天龙寺、聚贤庄、少林寺、西夏皇宫、缥缈峰和雁门关之战，分别刻画和交代段誉、萧峰、虚竹、慕容复等主要人物的出场与归宿，读者的想象空间十分巨大。读孙皓晖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时，更是替作者抛出一个大大的疑问：“西秦一脉，称霸边陲数百年，数代雄主贤君，胸怀大梦，励精图治，终一统华夏，置鼎九州，当不世之伟绩。其变革，其声威，流芳久远，泽被后世，开中华文明之微光。何以秦立天下，仅存二世，便落入历史的尘埃，再不见来者。”朝代更迭捉摸不定，历史嬗变幽微无常，有些东西无法确知，但读者的疑虑和思索却为原著注入了新的含义。

经常看到读者挑选作者和作品，实际情况则是作品在挑选读者，这通常称之为阅读门槛，它是作者专门设置的。理想读者的四种角色，既是作者精心拣选的结果，又是读者主动扮演的需要。读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家都愿意成为忠贞不二的“粉丝”，随同恋爱中的少年维特一道，痛苦并幸福着。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与作者频繁对话“共舞”，因为人与人之间就看能否说得着。当两个人的生活阅历、性格秉性和学识气度重叠交汇，互为映衬互为依托，这是一种熨帖。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读者可以跳离这部“伪装成小说的政治读物”反对专制之恶的沉闷节奏，仍保留决定将窗朝向“托尔斯泰的风景”的自由，从而将多重解读或另类解读纳入自身的阅读旨趣。

极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当读者思绪与文本气息完美融合，意识到审美的某种陌生性和熟悉性，便可毫无障碍的进入内部探得珍宝，生发独属于个人的内在体悟。读格非《江南三部曲》，正值深秋时节，记得当初的阅读情景和心绪变化，很有些痴迷和着魔的味道，随手记下的几句喟叹，至今仍摇曳不止：“深夜无眠，起身潜读。当‘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消逝，像水退沙岸，又像是香尽成灰’一句落入眼帘，竟心驰神摇，浮想联翩，诸般况味一齐袭来，无端生出一丝悲苦。想昨夜梦游，曾遇旷寂禅寺、落日雪窗、缱绻归鸟，心中很是欢喜。此时此刻，万物凋敝，风叶飘黄，欢喜成了悲苦，而悲苦何时成为欢喜呢？”如此看来，实现文本的再次回返与意义重构，需要一点点机缘的光临。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固然不易，读者与作者的缘分建立就更加难得。特别是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以来，传统叙事结构正在逐渐瓦解，叙事“迷宫”、叙事“圈套”、叙事“蒙太奇”等手法层出不穷，故事性进一步弱化甚至完全消失。对某些读者来说，感觉如同进入鲁迅式的“无物之阵”，读懂文本已成为一种奢望。当作者主动退出小说，撤离全能的上帝叙事视角，以往的阅读心理习惯因叙事者声音的隐退被彻底破坏。作品人物的自我放任，“真实性”的严重缺失，导致文本内部潜隐的“主观声音、价值立场和道德判断”愈发难以找寻，期待唯一正确真理的愿景势必无法达成。

“理想读者”作为文学接受理论的重要范畴，它是一个辩证、动态的概念，无论如何描述、定义和划分，拥有中意的“理想读者”，理论上都是成立的。就作者而言，面对读者不能择一废三，更不能只为读者提供单一的阅读感受，其作品的读者类型，最好呈现科学平衡的结构分布。对读者来讲，阅读层级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进阶之路似乎也不难寻觅，《阅读的故事》封面上赫然印着一句箴言：“在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之路，你必会遇见和你做同一种梦的人。”读者与作者之间，最好形成若暗若明的同构关系，呈现多重复杂的并生联结，因为一旦只剩下一种关系，其他的关系便隐没不见了，阅读就会失却许多旁逸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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