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巨子吴鼎昌 弃文从政 名列战犯十七位 仓皇辞官

1999年，达川市高级中学离休英语教师陶一兵①先生给我送来一份上海版《新民晚报》，有个版块载有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说民国年间名扬全球的上海24层楼的国际饭店——远东最高楼是四川达县人吴鼎昌融资与主持修建的。

我把这份报纸给史志界同仁传阅后，都认为吴鼎昌是个有出息的人。我又查阅了《民国政坛名流归宿》《战犯沉浮》等著作，发现吴鼎昌不但是位知名报人，还是毛泽东圈定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的第十七号战犯。今天，我把吴鼎昌简说一下。

清光绪十年（1884），在绥定府衙任职十余年的主笔师爷吴赞廷（祖籍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家夫人生下一男孩，圆脸大眼，天庭丰满，深受赞廷夫妇喜爱。男孩取名鼎昌，入塾课读。1896年，吴赞廷卸职定居成都，12岁的吴鼎昌负笈成都尊经书院，学有所成，考取华阳县秀才。1903年获得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参加清廷考试。曾蒙任山西省藩台（相当于省民政厅长）的族伯吴匡涛的举荐，得以跻身官场，历任大清银行②总行稽核局长，一度投靠袁世凯，出任天津造币厂厂长，发了横财，继任中国银行总裁，后因其所依附的“安福系”③失败退出政界。

1926年初，吴鼎昌与“安福系”分手之后，立志要办三件事：一是办一个大型金融机构，即其后的“四行”储蓄会，该储蓄会吸收存款最多时逾1亿元，挤垮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万国储蓄会”和“中法储蓄会”；二是开一家现代化的大饭店，24层高的上海国际饭店就是他融通“四行储蓄会”的资金主持修建的；三是办一家像样的报纸。

吴鼎昌认为，当时有些报纸办得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人家的津贴维持运行，政局一有波动就搁浅。尔时，他的留日同学胡政之经营的《国闻通讯》和《国闻周报》经费异常拮据，靠吴资助维系，前程黯然。“安福系”失势，其机关报《大公报》④举步维艰而停办。无独有偶，文坛名流张季鸾此时也闲居天津。这三个当年留日的老同学在天津相聚，均难耐寂寞，当他们看到双门紧闭的《大公报》报馆时，萌发了接办《大公报》的念头。于是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不拉政治关系，不纳外股，用1万元盘购了《大公报》报馆，以胡政之原《国闻通讯杜》《国闻周刊》的班底和《大公报》的部分留守人员，加上张季鸾一支生花妙笔任总编辑，组成了新的《大公报》。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

当《大公报》旧貌换新颜之时，正是国民革命军顺利进军湖北与吴佩孚部大战于汀泗桥时。9月2日出版的报纸头版头条便是吴鼎昌用“前溪”的笔名写的分析时局的《战卜》一文。该文称“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表明了他对时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标榜《大公报》复刊后“不党、不卖（国）、不私、不盲”的“大公”宗旨。

其实，要真正做到事事大公绝非易事，兼之吴、张、胡等人受其出身的局限，其作为难免不受阶级利益的影响，他们均善于观察政治气候，并力图利用《大公报》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吴倾向蒋介石集团，赞赏上海大资产阶级的拥蒋反共主张，而对武汉地区高涨的工农运动予以诋毁。其后，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方式予以袒护。尤为突出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公报》也鼓吹“攘外必先安内”。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八年中，《大公报》对国民党内部一些腐化堕落的阴暗面有较多的披露和批驳。尤具有影响的是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试图“诱降”中国，“和平”谣言满天飞，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称：“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领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不是高调，乃是维护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文章最后指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就不至衰落”。该社评一发表，弥漫于南京、武汉上空的和平谣言便不攻自破。对于抗战的前途，《大公报》始终充满胜利信心，反复强调中国的抗战是为正义而战：“中国的抗战是为打倒日本军阀，打倒其野心，打倒其反人道的兽行，而不是打倒日本国家与其人民。这一个伟大的抗战目的，不但救中国，并且救日本，不但利中国，并且利世界。我们只要坚守着这个大原则奋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面对抗战开始后我方军事的严

重失利，南京沦陷前夕，《大公报》发表《置之死地而后生》社论，鼓励中国军民抗战到底。

《大公报》在业务上敢于与同行竞争，除争新闻之外争印得清楚，争印得错字少，争出报早，争发行量多。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大公报》评为1941年度最佳外国报纸。在这以前，在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获此殊荣。这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新华日报》也派代表参加了庆典活动。

如前所说，由于《大公报》对蒋介石政权“小骂大帮忙”，1932年夏，吴鼎昌通过张季鸾的引荐在庐山与蒋介石见面，为蒋所赏识。1936年，吴鼎昌辞去《大公报》社长职，任董事长，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名流内阁”实业部长，并博得不少官衔。抗战时期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推行“战时农业增产”，有一定成效，为各省效法。

1945年春，吴鼎昌到重庆任国民政府文官长。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蒋介石政府仍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为了给内战争取时间，吴鼎昌向蒋介石献策，叫他表示“和平”姿态，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他和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预料毛泽东不会到重庆来。如果不来，国民党、蒋介石等便借此大肆宣扬中共不愿谈和平；如果来了，蒋介石也可利用谈判期间抢先受降，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的建议，便令吴起草了一份“寒电”，于1945年8月16日发往延安。结果毛泽东如期凛然飞抵重庆参加谈判，弄得蒋介石等人狼狈不已。

1945年5月，蒋介石任命吴为总统府秘书长。此时，吴鼎昌已察觉国民党气数将尽，想继续追随蒋介石，其下落堪忧；想甩手不干，又不敢，只得勉强应付。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为了沟通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欲利用另一亲信吴忠信任总统府秘书长。在有次会议上，蒋介石作关于国民政府各机关应预做疏散准备的讲话。之后，吴鼎昌即行文各院、部传达蒋的这项意图，各院、部纷纷嚷嚷，蒋介石借此责备吴鼎昌扰乱步骤，影响民心。吴鼎昌又从侧面得知总统府秘书长要换人，蒋介石要抛弃他；再则，他看到蒋介石的“戡乱”战事一败涂地，军心涣散；金融混乱，币制失衡，物价飞涨，市面出现以物易物现象，百业萧条，民心惶惑，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就木。吴鼎昌急忙提出辞职报告，不经批示，不办卸任移交手续，离开南京去香港作了寓公。

据有资料说，吴鼎昌的好友周作民、周治春于1949年底回归大陆，吴也有意北归。1950年中共方面曾派人去探视。是年8月23日，吴鼎昌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达州市志》为吴鼎昌立有简传。

注：

①陶一兵：上海市人。早年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学英语。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来达州工作，已故。

②大清银行：清末国家银行。1909年清政府改户部银行而设，资本增银1000万两，官商各半。总行设于北京，各省设分行。辛亥革命后停业清理。北洋政府财政部将其改组为“中国银行”。

③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官僚政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北京政府。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城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贿买选票，成立国会，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国会”为“安福国会”。1920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国会”随失败解散。1924年又拥立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段祺瑞倒台后安福系瓦解。

④大公报：近代中国有广泛影响的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英敛之。1916年转让给王郅隆接办。1925年1月27日停刊。1926年9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以“不党、不卖（国）、不私、不盲”为旨趣。抗日战争前夕，华北局势紧张，增出上海版，后又开办香港版。抗战爆发后，两版分别移至汉口和桂林，最后迁往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上海、香港版相继复刊。重庆版至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接办，解放后停刊。天津版于解放后改为《进步日报》，1956年与上海版合并，迁北京出版，报道财政经济为主要内容。1966年9月10日终刊。香港版于1948年复刊后，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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