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梦的在场性与历史温情

□ 蒋蓝（成都）

记得三年前， 赵晓梦的诗集《接骨木》在成都举行分享会，我说，这是诗人赵晓梦搭建在现实与故乡断裂的天堑之间的一根“接骨木”！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恰是诗人的使命。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指出：“第一个注意到七条鱼和七天之间共同点的人，使思想史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我从隐喻的角度而不是从各种矛盾在事物中的位置的关系出发，就会发现，赵晓梦这种“深度勾连”的接骨木联想，恰恰符合隐喻的诗性秩序。 赵晓梦的诗歌言说在现实与故土之间搭建了一个隐喻的天桥：“一座城的人， 都为这座山骄傲/而我宁愿把一生的激情/都浪费在色彩变暗的山下/守着一块墓碑———我在这里。”庄生晓梦，蓝田日暖， 只有第二个去重复适应这一诗性秩序的人，用火燃火，用梦为梦祛梦、赋梦，才会明白它的哀痛与无可替代。在梦里望乡的人总是情怯的， 不像另外一些人，言辞如虚张声势的大猩猩，粘了一撮胸毛，口吐白沫，肋巴骨直打闪闪……

去年读到赵晓梦的1300行长诗《钓鱼城》，心头暗暗一惊。在我印象里，这个一直被梦拽住衣领飞跑的诗人， 骑桶飞翔之余，他毅然回到大地，返回到历史深处。 他以强烈的在场性楔入特定历史———犹如一根鱼刺卡住一个时代咽喉的大战现场， 从形而上的史思到形而下的事物打捞探底， 再回到形而中的现象式的正午时刻。 这就像他举起了一根鱼刺， 对那根历史之刺施展了一场由头到尾的“檀香刑”。

诗中以“我”的视觉与历史本事反复交缠、摩擦，直至推刃而行———赵晓梦复活了那场战役对于石头、城池、江流、守卫者、进攻者、旁观者的血与火。他没有设法拔高、矮化历史人物，他还描述了旁逸出历史取景框的心态与情愫。

试看《第37节》：夜晚是最好的死亡方式/被死亡拉长的夜晚，鱼的眼睛照顾不到人的软肋/比如劝降的书信，比如洞开的镇西门/青石板的巷道渐渐体力不支，挡不住潮水般涌进的马蹄/风吹走了房间里的椅子，也藏匿了鸩的酒杯/活着只留下对死亡的牵挂， 还有城墙粗重的喘息。

在无需梅花点缀的旷达意绪里，呈现出一种高度澄澈的史学诗意， 并于历史的镜像里窥见个体生命短促微小的那种深邃的局促与悲怆。 这让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 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一个学者恰恰是到了深知历史冷暖的时刻， 才会有这样的痛切之论。反过来说，赵晓梦对于过往的人与事，恰恰是将“温情与敬意”化在字里行间。因为拥有这样的基调与情愫，赵晓梦无意之间完成了蜀地20年来最好的一部长诗。

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多诗人，并没有返回到历史现场的掌子面， 而是在书房里进行旱地拔葱式的“望闻问切”，结果近乎凌厉、残酷而荒谬。

在《钓鱼城》里，诗人对蒙哥、出卑三、汪德臣、余玠、王坚、张钰、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等人物的壮写呼之欲出，尤其对熊耳夫人的考据可谓曲径通幽，在她眼里，没有英雄狗熊，在胜与负之外，能够让一个人活着，才是最大的历史，才是最大的胜利。 这无疑已经露出了赵晓梦的历史观———那就是平民的生命尊严，意义超越了历史的输赢。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眼里，如果看到小说、诗歌文本和散文、随笔文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那么，对于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家的赵晓梦而言， 诗歌和散文就是复活历史、 彰显精神向度的两种话语方式，也是《钓鱼城》写作特色的成因： 诗歌文本与散文文本结构上的互文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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