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社区一年的女警长 居民天天见却“最想念”

于江玲（左）和同事在社区巡查本报记者 马丁 摄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赵雷的一首《成都》让玉林和小酒馆成了网红打卡地。从小酒馆往东走几百米就是玉林北路社区，“小于调解室”就在这里。比不上小酒馆的名气，但社区居民却对调解室和女警长于江玲有着深厚的感情。

一年时间，她天天跑社区，却仍是社区居民“最想念”的人，有事都会想到她，有事都愿意给她说。想念的背后，是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信任、从信任到融入的变化。

粗糙卡片

新来的女警长到处发她自制的联系卡

在于江玲办公室的柜子里，还留着一叠卡片，是她在电脑上制作的民警联系卡，尽管看上去有些粗糙，但却是她开始社区工作的第一步。今年42岁的她在新疆工作多年，2012年来到玉林派出所，去年到了玉林北路社区当了社区民警兼社区副书记。

“我刚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为了用最快的方式融入，为了让每家每户都知道我，就想了这个办法。”于江玲说，她制作了800多张联系卡，上面有她的手机、有派出所的电话，她挨个商铺发、挨家挨户发，一圈下来，社区的住户、商家都知道新来了个女警长。

卡发了，但于江玲还是感觉到社区居民并不是很信任她，直到一天，有人给她打了电话，两家人因为噪音的问题在院子里吵了起来。于江玲立即赶了过去，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说理说法，很快就把这起纠纷调解了。围观的群众意识到，这个女警长有两下子，以后有事就找她，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三层调解

劝和、说理、问诊 真正让“矛盾不上交”

玉林北路社区老小区多，租住户较多，来打卡的游人多，各类纠纷也多，租房纠纷、漏水纠纷……在之前，遇到纠纷，有人找社区，有人找派出所，有人找街道，没有一个统一的渠道。

在玉林派出所“一室两队”改革的背景下，于江玲又受到群众信任，“小于调解室”就这样成立了。从去年6月至今，已经调解了69起纠纷。调解纠纷的同时，她也在思考和总结，社区的纠纷多，总体分成三个阶层，每个阶层不同，采取的调解方式也不同。

一些简单的小纠纷，例如楼上娃娃玩耍影响了楼下休息，这种纠纷在院落里采取“劝和式”调解。稍微复杂的纠纷，例如漏水、孩子抚养问题等，则在调解室进行“说理式”调解，把双方要承担的责任说清楚。一些更为复杂的调解，则到派出所采取“公调对接”，协调相应的警种、律师等参与，这被称为“问诊式”调解。

“通过这种一层一层的方式，真正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于江玲说。

宝贝本子

基础工作做到极致 一院一档、一户一档、一铺一档

上午在调解室进行完调解后，于江玲来到了玉林北街44号院。刚到门口，门卫就把最新的情况进行了反馈，昨天新来了个租房的小伙子，住在哪一栋，电话是多少等信息都进行了登记。

于江玲翻开登记册，自己又拿出一个本子，将信息记录上去。这个本子可是她的宝贝，像这样的本子她有十几本。这些本子里记录的是院落、商铺的详细情况，实行一院一档、一户一档、一铺一档。

“我负责16个院落，共有1053套房子，自用524套，租住446套，闲置83套，人口是2655人。”于江玲边说边翻开一本本子，里面记录着玉林北街4号院的情况：有多少栋楼、多少个单元，自住、出租分别有多少户，“三防”措施有哪些，每一户的情况如何……

“既然到了社区，居民又那么信任我，我肯定要把工作做实做细。只有这样，群众在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到我，才会信任我。”于江玲说。

本报记者 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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