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背景下阅读、思考和交谈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在互联网和手机终端席卷而来的快乐阅读或者“轻阅读”风潮之下，唐小兵坚持的，依然是“有抵抗感”的严肃阅读，这个严肃，既指阅读对象经过了严肃而真诚的选取，也指阅读的方式极为严肃，这不是一种追求当下快乐甚至快感的阅读，而是一种“以丰富我们对历史与世界的整体认知，滋养我们心灵为目的”的阅读。

新近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唐小兵十余年来严肃阅读和写作的结晶。在严肃阅读的视野中，书中收录的这些文字，提供了述评之外更为广阔的知识文化上的增量，从而成为关于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次学术导航之旅。

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

在《书架上的近代中国》的“后记”中，唐小兵如此写道：“是阅读与写作，让凡俗的人生有了一种仰望星空的精神动力和自由渴望，也正是阅读和写作，让我们带着饱满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好奇心，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审视我们的精神生命，将生活在别处与生活在此岸实现能动而优雅地结合。”

作为10余年来发表书评的精选，《书架上的近代中国》无疑体现了唐小兵的个人趣味、价值和偏好，它是个人性的阅读史，但仔细琢磨和推敲，就会发现其中折射着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与学术浪潮变迁的草蛇灰线，“每个风格独特的书评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默而深邃的梭罗式的瓦尔登湖，而湖光水纹自然映照着整个世界，即此而言，越是个人性的阅读和写作，恰恰就越具有某种普遍性”。

全书以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为大背景，细分为两条主线展开：一是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行动，围绕着传统中国知识人的价值观念、从传统士大夫到新式知识人的转型、启蒙与革命之间的选择、知识人的共同世界如何重建等议题，对部分学术著作进行了评析和商榷。与此同时，也借由年谱、日记、回忆录、书信等第一手史料写到了陈寅恪、吴宓、沈从文、殷海光、林毓生、王鼎钧等卓然不群的知识人，在天旋地转的20世纪中国的人生与心灵，“希望借与他们在历史中相遇的机会重新汲取面对充满不确定感的时代的精神力量”。另外一条线索，是对上海文化、广东文化、成都文化等与城市文化有关的历史著作的阅读和分析，在这些阅读和分析中，唐小兵试图展现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多元，“或许正因为这种内部的多元性和竞争性，才赋予了中国文化以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越是同质化的文化越单调和容易趋向萎缩，越是多元混杂和异质交错的文化，才越有精神上的魅力和创造性。大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小到一个共同体的文化生活，概莫能外”。启蒙的迷津

既然聚焦近代史中的知识分子话题，就必然会“遭遇”启蒙这个话题，而唐小兵通过对加拿大学者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的述评和延伸思考，以为在彼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启蒙”成为一个“迷津”。

唐小兵写道，1918年到1919年之交的冬季，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就志业问题作辅导，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在演讲中，他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其实质就是启蒙的隐喻）作了深刻而形象的诠释：一群人被铁链锁在山洞里，面向石墙，光的源头就在他们身后，他们却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射在石墙上所显现的影像，并努力

揣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终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转过身去，看见了太阳。目眩神摇之下，他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讲出来。别人都说他疯了。渐渐地，他习惯了用眼睛去注视这道光源，然后，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群中，引领他们走向光明。这个人是哲学家，而太阳代表学问的真理。

这是韦伯面对欧战刚刚终结、德国战败的政治现实发表的演讲，其隐含的意味在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轨迹。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的比喻与这个洞穴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象征真理的太阳，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就是“西方”（尽管这个西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象与代表）。甲午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传统中国面对政治和社会危机往往是诉诸三代之治的历史想象和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身之中，报人群体取代了柏拉图隐喻中的“哲学家”群体，成为现代中国启蒙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一方面，是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之中，知识人因科举制废除和王权崩解而日益边缘化，而另一方面，是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出的新式知识人通过制度性传播媒介、新式学校和新式社团，在晚清民国集聚了巨大而复杂的政治能量和思想力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似乎成为梁启超、严复、胡适等知识人的文化自觉。

然而，面对启蒙对象的“不成熟状态”，怎样将人民的力量（对应着中国作为睡狮的隐喻）召唤出来收放自如地加以操控，而同时又让人民感觉到自身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制造出某种集体幻觉），成为现代中国启蒙者思虑的核心，而这个核心恰恰是反启蒙的，因为底层民众无论在社会位置还是表达能力上仍旧处于原状，报人们事实上并没有为百姓制造一种话语权，而是把自身的话语强加在百姓身上，“启蒙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多元等价值理想的，而一元论、独断式、霸权主义、精英化的启蒙方式自身就是反启蒙的。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着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毁的基因。启蒙者踟蹰在历史的迷津渡口却又顾盼自雄，充满着一种反讽的张力”。点亮对方的心灵之光和智慧之光

在对《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一书的阅读和述评中，唐小兵首先引用的，是196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的青年学人林毓生写信给远在中国台湾的大学时代的老师殷海光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人与人之间深度精神交流的不易，以及这种匮乏给喧嚣的现代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内在的欠缺感：“我觉得很寂寞，不但在情感上如此，在思想上更是如此。看看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再看看老一代，有几个是头脑清楚并对生命具有热忱的人？……时至今日，文明可能随时毁灭，人类面临着无比的威胁，真正可以珍惜的是个人和个人间真挚情感的交流。中国话里有所谓‘真性情’，这和英文里的sincerity相近，这是我最珍惜的，反而言之，没有真性情的人是我最厌恶的。”

唐小兵认为，回过头来读50多年前这对师生之间真性情的交流，对于以微博、微信、电话交流为主要沟通方式的我们来说，无疑具有别样的兴味与凝重，“林先生也谈及寂寞，并认为精神生活以及人们精神的交流，可以驱散这种内心的寂寞感。从殷海光先生读其来信时的内在的喜悦，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何为心灵的契合与共鸣。而时人使用微信刷朋友圈，却经常出现越刷越空洞、越刷越无聊的绝望境地，频繁高密的交流，似乎并未带来精神的成长和心灵的开阔，反而是资讯时代自掘坟墓式的手指滑行运动，所导致的更是一种彻底的焦虑感和支离破碎的所谓‘知识’。”

在唐小兵看来，殷海光林毓生师徒二人在冷战时代隔海相望彼此温暖的书信交流，更像是彼此都在扮演对方的燃灯者，点亮对方的心灵之光和智慧之光，“在一个知识人噤若寒蝉的黑暗时代，在一个政治吞没人心、制度毁灭人情的极端年代，唯有三两读书人之间的清雅自持和遗世独立，在守护着无边黑暗中的一线微光，让自身不被黑暗所吞灭和毒化，让来自真理和人格的温暖之光给予孤独的知识人以一种温情与暖意。我想，这也正是见证过20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历史的美国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写作《黑暗时代的群像》的初衷吧。”

如果这些读书人是“疏落的火光”，那么读完这本书我们也会感到，阅读、思考和交谈，就是与“疏落的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的心灵通道，而好的书籍和书评往往就成为“重新会合”的街头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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