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18天后，等到一个转折点 一位普通武汉社区工作者的抗疫日常

一位普通武汉社区工作者的抗疫日常 洪薇在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街道负责纪工委和宣传工作。

武汉市共有1377个社区居委会，车站街道下辖5个社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雪摄影王洪斌纪陈杰洪薇31岁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遇上这么大的事。

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在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街道上班，负责纪工委和宣传工作。每天8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休息的时候，在家准备一日三餐，陪着6岁的女儿玩耍，就是她平静温暖的日常。

在2020年这个春节，她原本该在1月24日正式开始休假，然后陪老公回成都探亲，一家人再转道重庆玩几天。就在休假前一天，武汉封城。她和同事们一起，陡然被丢进疫情防控的大潮里，成为许多人在进入医院之前，第一个求助的对象。

这些站在防疫流程第一个环节的人们，都经历过最挣扎的“溺水”时刻，也最终艰难地，回到水面。疫情突至

求助电话24小时不停“70%的人在找床位”

从1月20日起，洪薇开始戴口罩。这一天，她接到通知，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离汉，这让她感觉疫情比自己之前想象的更严重。在街道办楼下的药店里，她买了一百多个口罩，想着怎么也够一家人撑过这个春节，如果不够再去补货。

可她再也没能顺利补货。就在20日当晚，钟南山公开发声，新冠病毒肺炎有人传人现象。洪薇赶紧再去药店，口罩已经被抢购一空。从这一天开始，防疫任务越来越重，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但她仍没能预料到，3天后自己将面对的局面。

“从大年初一开始，电话就潮水一样地打进来。”办公室里的值班电话24小时不停，刚挂掉一个，铃声马上就响起，“70%的电话都是说家里人生病了，要找床位。”但医疗资源有限，社区能够切实联系到的床位越来越少，打进来的电话却越来越多。

从这一天开始，无法统计车站街道一共接了多少个电话。一个人生病的背后，会有三四个甚至更多的亲友轮番打电话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那时候最怕电话响，但是又已经忙得没时间去犹豫。”轮到自己值班的那些天，洪薇往往在接了一天电话后，回家倒头一场大哭，“（打电话的人）都很可怜，但是你又帮不到他的那种感觉，你能明白么？我们也住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我们也可能会遇到。”抗疫恶战

她买了一堆药在家里“如果感染就自己扛过去”

武汉市13个区，下辖156个街道办事处、1个镇、3个乡。全市社区居委会共有1377个。

车站街道一共有5个社区，12988户，25886人，根据江岸区政府公示信息，整个街道在职工作人员只有27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最前沿的机构，洪薇和她的同事们，直接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疫情。

疫情一开始，洪薇就把女儿送到姥爷家，两口子在各自的社区“战斗”，起初还能每天见面，后来就两三天才能碰一次头。把女儿送走的时候，女儿问她几天能回家，洪薇随口应付说十天。“然后有一天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今天就是第十天了，你说回来看我的。”

她不敢去看女儿。“我们也害怕被感染，但每天都要来上班，想躲起来都不可能。”有同事发烧生病，所有人都很紧张，一边担心他是不是感染，一边担心疫情会否在街道办这个小楼里蔓延。

她买了一堆药放在家里，打算如果生病，就独自在家隔离，“靠年轻的身体扛过去”。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提前安排床位时，她咬了咬手里的笔：“我接了那么多电话，都没办法给他们安排床位，我自己哪儿去找床位？”

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月9日前的一周。

“这一周，我们辖区的病人们，一个床位都没找到。”每一个来电都被记录在值班记录本上，也马上在台账上更新，许多人打进来一报名字，洪薇立刻就能在表格里找到，“居民打电话说：我都等了一周了，你们说有床位了就安排，都安排给谁了？！”

洪薇没有办法解释，表格里比来电更靠前、更危重的人，也都一直在等待。希望之光

2月9日是个转折点“那天送了四五十人去医院”

2月9日，对于武汉很多病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洪薇的同事肖剑兰是车站街道的工会常务副主席，疫情发生后，承担了转运各类人员去隔离点和医院的任务。他开着一辆面包车，自己想办法搞了一套防化服，每天睡在办公室里，等待通知转运的电话响起。

“一天要送15到25个人去酒店隔离，有的送医院。后来开了方舱就送到方舱去。”还能自己行走的人，自己到集合点集合上车；不能行走的，肖剑兰就把车开到家楼下。一车只能装4到5个人，每天至少要跑四五趟，“搞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有时候还会通宵。”

2月9日，肖剑兰的转运量达到了高峰。“那天是转折点。”洪薇说，在第一次提出应收尽收后，方舱和火神山正式开放，积压在社区里的病人和疑似病人们，很快得到了救助，“那一天老肖忙了整整一天，转运了四五十人去医院。”

这一天之后，整个车站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们才逐渐缓过劲来。“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居民每天都来堵着办公室的门，有的人干脆直接把病人抬到门口。”车站街道下辖的三德社区约有2600户居民，共计4553人，社区书记刘静在回顾当时场景时，仍感觉压抑，“我们也没有正经的防护服，每天接触那么多人，帮不了别人不说，自己都感到危险。”

2月9日的转折，让社区工作者们记忆深刻。“像是支撑不住快要溺水时，突然被拉上水面。”初见成果

三天大排查很见效“苦寻床位的人几乎没了”

2月16日，武汉部署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仅车站街道所在的武汉市江岸区，就排查了居民444386户、982199人，“实现确诊、疑似居家患者全部清零”。

这个数据的背后，工作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以三德社区为例，正式工作人员仅有8人，却需要排查4500余人。即使加上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任务也极其繁重。2月18日，大排查的最后一天，刘静和两名网格员在社区里对最后剩余的居民进行询问登记，她们几乎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一户居民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这里工作十多年的老人了。”刘静是嫁到本地的媳妇，既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社区居民，“哪家生孩子，哪家办白事，我们都清楚。有这个基础，上门排查，人家给你开门的可能性也大些。大家都怕啊，我们天天在外面，人家也怕我们身上有病。”

相对2月9日之前的压力，今天纯粹事务性的工作已经让刘静们感觉“谢天谢地”。而在洪薇看来，数据的变化更能体现“好转”。“现在我们每天接到的电话总量，只有之前的六成，几乎接不到找床位的求助。偶尔有一两个，都是人在隔离点，感觉不舒服了申请转医院。”截至2月21日中午12点，车站街道疑似感染患者106人，确诊患者共计104人，所有患者均已得到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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