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庙与蜀汉宗庙

胡锐

娘娘庙位于城北西马道街50号，又名“蜀汉广生宫”。通常认为建于三国蜀汉时期，供奉的是刘备之孙北地王刘谌之妻——崔氏娘娘。庙里三月三“抢童子”活动至今仍是成都重要的文化习俗。

在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中，出现过很多娘娘，比如眼光娘娘、金花娘娘、送子娘娘等，都是跟生育养育有关的神祇，不过这些娘娘大多依托于某个难以考证的民间故事。以某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为神祇的娘娘，却是不多的。为什么崔氏娘娘得以享此殊荣呢？这要从崔氏娘娘的丈夫、北地王刘谌说起。

刘谌“杀家告庙” 告的是什么庙？

刘谌是刘备之孙，刘禅六子，封北地王，是后来流传的“杀家告庙”事件的主角。该事件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半个世纪后，常璩的《华阳国志》也对此作了记录：“北地王谌恚愤，杀妻子而后自杀。”这两本著作离事件发生的时间最近，说法也完全一致。可以确认的基本事实是“杀家”，尚无“告庙”。

随后，习凿齿约作于365年的《汉晋春秋》（就目前可见的文献）首次记载了“杀家”+“告庙”的完整版：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裴松之为《三国志》注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汉晋春秋》中的记载。因此后世文献记载基本都是以“杀家告庙”为中心展开。这个故事蕴含了中国传统忠义的价值取向以及精彩的故事性，从元代开始“杀家告庙”就出现在小说戏剧中，直到民国时期都还很流行。

但问题就出在“告庙”这个环节中，告的是什么庙？此庙所在地几乎是确认娘娘庙历史与供奉神祇的关键。很多人认为刘谌“告”的庙就是娘娘庙，但反对意见认为告的庙是“昭烈之庙”，川剧折子戏《杀家告庙》刘谌殉国前的唱词非常清楚：“一出南门云送风，不觉扰了昭烈宫。”昭烈宫在成都南门，即今武侯祠所在地——与在北门上的娘娘庙，可谓南辕北辙。这是否意味着娘娘庙的历史和神祇都是后来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说法是有探讨空间的。

昭烈庙非刘备宗庙 刘备将宗庙建于何处？

昭烈庙（就是今天的武侯祠所在地）存有一本庙志——《昭烈忠武陵庙志》，为清代道光年潘时彤主编的第一部详细记载武侯祠历史的专志。其中收录有明代张时彻于嘉靖二十六年为武侯祠撰写的碑记，称“史载：南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建先主庙。”也就是说，昭烈庙与惠陵并非同时修建，而是在200多年后的南齐高帝执政（479-502年）期间修建的。此书还收录有清康熙四川巡抚罗森的《重修武侯庙碑记》，其中也提到昭烈庙的由来：“南齐高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立帝庙与惠陵旁。”

这种观点并不是明、清突然出现的。早在唐代卢求的《成都记》就已经出现了。虽然《成都记》已佚，但存世的两宋编辑的三部杜甫诗歌注本中，对杜甫的“谒先主庙”诗均引用《成都记》的说法：“《成都记》曰：先主庙，府南八里，惠陵东七十步。齐髙帝梦益州有天子卤簿，诏刺史傅覃修立。”北宋的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以及北宋赵抃撰写的成都方志《成都古今记》也采用相同说法。

然而问题又来了。因为即便蜀汉政权不长，但按照宗庙制度，祭祀先主是必须严格遵行的礼仪。这个地方，只能是刘备建立的宗庙。前文所述《昭烈忠武陵庙志》写得很清楚，惠陵旁边的昭烈庙是“原庙”。所谓原庙，是指宗庙之外另立的庙。也就是说，在惠陵之畔的昭烈庙之前，原本就有一个刘氏宗庙，祭祀包括刘备在内的所有刘氏先祖。汉代的宗庙制度承自周代的宗庙制度，自称汉室正统的蜀汉政权显然也以此为圭臬。

确实如此，《三国志》称刘备刚一登基即“立宗庙”，将刘氏先祖全部集中在宗庙中祫祭。而这个宗庙，显然并不在惠陵所在地，因为当时的惠陵尚未修建。汉代历史文献《汉旧仪》中说天子即位的第二年应开始营建陵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以汉室为正统的蜀汉，在寝陵建设制度上也遵循了汉制。《三国志》的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二年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

刘备将宗庙建于城北 和娘娘庙有什么链接？

刘备将宗庙建于何处呢？首先，从大范围来说，刘氏宗庙应建于今城北，这是学界共识。值得说明的是，刘备始终效仿汉高祖。他的居住和陵墓空间也是按汉高祖的做法，将宫室、宗庙建在城北，陵墓建在城南。

刘备宗庙具体在城北哪个位置？《三国志》称：“建安二十二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裴松之注称：“武担，山名，在成都西北。”根据学界复原的蜀汉地图，可知此山位置在蜀汉大城北门稍外，但离北门不远，也就是今天北较场周围，至今仍存。文献记载称其为当时成都地势最高处。按照历史学家任乃强的看法，刘备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即皇帝位，其实是因为登基时需要筑坛告天。也就是说，刘备的宫殿以及宗庙等与之配套的建筑都应距武担山不远，很可能就在大城北门内不远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今娘娘庙所在的区域。

按周制，宗庙也是朝聘、册命、出军、献俘等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政权，外患尤重，军事显然是第一位；再加上当时对外的几条主要交通要道都以成都北门为门户，宗庙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地位就更显要。这也解释了刘谌所告之庙是蜀汉的宗庙，因为这里才是祭祀昭烈皇帝的处所。

综上所述，娘娘庙很可能就是“杀家告庙”的发生地。我们已经论证了这个原庙正式建成于南齐高帝时期，但有没有可能是在后主刘禅修建的原庙基础上扩建的呢？不过现有材料都没有提到过刘禅修原庙一事。对于刘谌而言，北门的刘氏宗庙大概才是最能寄托和激发家国情怀的地方吧。

以身殉国的刘谌忠勇仁义，一些地方还有北地祠，专门纪念刘谌。成都也有北地祠，然今已不存。不知出于何故，北地王在民间始终没有成神，反而是以身殉国的北地王妻子成为送子娘娘。这里面，当然少不了对北地王忠义的表彰，同时大概还有一层隐隐的怜惜与悲伤吧，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好与坏、善与恶、美好与悲伤，成都人从来都有不回避不躲闪的明朗和技巧，这或许就是传统和历史赋予成都的人文性格。

(作者：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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